书名：《我者与他者》

　　作者：许倬云

　　出版社／时报出版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致力普及历史教育。他以“认同”为题，深入浅出，以独特的“系统”概念，呈现中国的舒卷与发展。

　　书中以六个系统分析“我─他”的形成与崩裂，分别是，一、中国与其它国族的互动，二、中国本部与边陲族群的互动，三、中央政权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四、社会上层与下层的互动，五、市场经济网络的运作，六、文化学术层面，主流“正统”与“异端”挑战者之间的互动。这六个系统内部不断变动，牵动彼此，又因彼此牵动改变了系统。因此以系统的角度来看“我─他”关系，则其变动不居乃是历史常态。不论政权如何轮替，经济如何发展，国家思想主流由谁占据，“中国”的本质毋宁是不断变化的系统，一个不断发展的秩序。

　　后论中，作者回归现实，感慨现代认同观念的植入，僵化了“我─他”界线；此外，都市化与全球化带来的疏离，让人类连最基本的地方与社区认同，都散逸在现代迁徙与经济活动当中。相较时下纷扰的“统独”意识形态之争，本书的历史纵深提供了另一种思考“中国”的冷静视角。

　　内文摘录：

　　中国近代史，通常以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为始点，这次抗争的关键在通商与“进城”，都是以“我者”拒绝“他者”于大门口。中国必须面对新的“他者”，船坚炮利的西方帝国，挟其军事与经济的实力，终于打开大门。面对这批新的夷狄，中国完全失去了过去的文化与经济优势！

　　接下去的大事，乃是“太平天国”的挑战清廷。太平天国，在种族观念上，以汉族的“我者”，打起驱除满族的“他者”，可是又以西方宗教为口号，挑战中国的儒佛道三家，却又是颠倒了“我者”与“他者”的相对地位。太平天国的这一矛盾，当可由人类学的“货船现象”解释。

　　太平洋小岛的居民，在西人货船到埠时，完全不能抵拒，却又意外的得到一些利益，于是，岛民以为，只要模仿西方船只的旗帜服装，就能召来西人的货船。

　　太平天国袭用基督教的形式，却并不真正知道基督教的教义，更不知西方文化为何物，徒然在汉满的“我─他”与中西的“我─他”之间，造成矛盾，招致儒生的反弹，组织了湘军，保卫中国文化，击败了太平天国，曾、左诸人，严守儒家君臣伦理，不再关注满汉华夏夷狄的“我─他”对立。

　　另一方面，经过战争的实际经验，那些中兴名臣都认识了西洋武器的厉害，于是，洋务成一时大事，中国在这一场大战之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者与他者之间，第一次有了整合。从此以后，“我─他”的易位，即是一步一步开展，而传统“华─夷”、“汉─满”的内部分野，也逐渐失去了意义。

　　下一个阶段是“维新”运动。无论康有为如何将“维新”的思想源头诉诸孔子托古改制，及将《大同书》的源头诉诸公羊学与《礼记.礼运》，参与维新运动诸人，毋宁承受了西方政制的影响，也承受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冲击。这次运动，“中学为体”的口号，又一步淡薄了。中国的“我”，却成为当时保守人物的专用品，因为他们将“维新”贬为“变华为夷”、是大逆不道的改写祖宗制度。

　　这一泾渭分明的对立，又引发了义和团运动。在教育并不十分普及于全民时，大众文化通常只是上层精英文化的稀释形态，其价值系统，大致会经过长期浸润，深入人心，但并不具有反省的机制。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文化长期积淀而深入民间的大众文化。

　　当时，西方文化的先锋，以传教方式，随炮舰而来。基督教的教义与仪节，对中国内陆的乡村百姓，是十分怪异的事物。教堂吸收的早期信众，又颇有人依仗洋人势力，横行乡里。中国北方内陆的乡村，接触洋人较南方沿海为晚，北方农村经济并不十分富足，教堂与若干不肖教民的行为，往往直接伤害了乡民的利益。

　　文化与经济两个方面的冲击，使当时中国北方内陆乡村，从怀疑转变为敌意，终于坚持“我者”的立场，排斥无端入侵的“他者”。他们能够凭借的文化资源，不外从大众文化中吸取，因此撑持“扶清灭洋”的力量，只是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依附在秘密宗教的符咒与法术，冀望自己能有超凡的力量，消灭外来的“他者”。

　　满清宫廷的权力斗争中，一些守旧亲贵，引义和团为助，更使义和团的团民自以为是。这一运动的失败，对于中国传统的大众文化，乃是“我者”的幻灭，中国上下，从此放弃了自己的传统，对西方的“他者”，由畏生敬，“崇洋媚外”之外，只剩下族群意识的坚持。民族主义情绪化，一方面可以长久维持抵抗外侮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可以导致色厉内荏的虚骄。两者都在中国近代史上不断出现。

　　义和团与反清复明的秘密社团，本有相当渊源，但其反对洋人，又呈现为扶清灭洋，这一转变，在稍后的革命运动，兴中会以“驱逐鞑虏”为号召；民国建立后，却以“五族共和”团结中国诸族。两次运动的认同，都是前后易辙，从传统华夏与夷狄的族群文化认同，转变为中国与共同体的团结认同，其转变的关键，则在于面对了另一个强大的“他者”，原来的文化认同，在文化差异更大的“他者”前，已由矛盾转化为一致。这一转变的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乃是进入了全新的境界。

　　从洋务运动到国民政府在南京十年的建设，中国逐渐发展了现代的工商业，其规模与当时几个主要的国家相比，诚然十分不足。但在中国内部而言，现代工商业集中的地区，包括铁路、轮船航线，所及诸处，文化与社会，均呈现“都会化”现象，而且居民也趋向于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

　　中国传统的城乡之间，生活方式是有差别，但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层。民国以后，中国城乡之间，现代工商业较为发达的都会地区及沿海，则与内陆及乡村，形成严重的差异。占去经济与文化资源的前者，相对于内陆与乡村，已是另外一个世界。两者形势的优劣，判然可别。优势的地区，尤其社会的上层，已认同于西方文化；而弱势的内陆与乡村人口，到二十世纪中叶，还是在千百年来积淀形成的传统中国。

　　中国已划分为面貌与内容都有严重差异的两个中国，于是，过去华夏─夷狄的“我─他”，已不存在，新的“我─他”对立，竟是涵盖文化、经济与社会诸层面的歧异与对立；优势阶层自诩为“现代”，而弱势人口则不满的情绪日益加深，甚至对于那些优势阶层，有完全陌生的“异化”。

　　五四运动，中国的文化精英选择了完全转向。西方个人主义的自由、民主，与理性主义的现代科学，取代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伦理，亦即爱有差等的人际关系。科学思考也不再将在道德性的“道”与认知性的真理之间，混为一谈。

　　这一个抉择，从那时到今天，切断了中国现代与传统间的延续。于是中国文化精英的“我者”，毋宁是普世性的现代世界；中国原有的“我者”，则异化为历史遗留，相对于“现代”，传统乃是“他者”。

　　二十世纪的前面三十多年，中国努力进入世界，但是中国太大，人口太多，历史太长久；中国选择了转舵向西，不过是城市与精英的中国在转向，另一个中国，乡村与基层的中国却还是转不过来！

　　这一自我撕裂的过程，如果没有其它的干扰因素，中国仍有可能终于慢慢全部调转方向。日本侵略中国，东南及沿海都市都沦陷了。国民政府努力以赴的“现代化”，经过八年抗战，原来建构在都市与精英的结构，脱离了植根的土壤。不但八年苦战，民穷财尽，那一个辛苦转向的中国失血太多，在抗战惨胜时，已是奄奄一息。

　　另一方面，广大的敌后内地乡村，留在乡间的现代文化资源并不丰厚，也切断了与内迁上层结构的联系。这一大片空白地区，在经济方面退缩到基本农业与小区域的交换；在社会方面，也回到乡党邻里的集合体，现代文化已无托根之地。中国本来已是一分为二，但还没有分离。八年抗战，中国真的分裂了！

　　那一个先天并不壮硕的城市中国，或是在敌人占领之下，或是离根内迁，难以发展。那一个裂碎为一片一片的乡村中国，则由中共渗透，在地方集合体的土壤上，以“抗日”口号，诉诸广大中国人民的保乡观念，转化为民族主义，取得了重组中国那一半的机缘。中共从地方集合体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集合体，终于将中国改造为统御全民的庞大集合体。

　　这一重新塑造的乡村中国，在国共内战中，压倒了已经为大战摧残的城市中国！这一转变，在中共统一中国后，中国人的“我者”，已由国族认同界定；“他者”则是长期欺压中国的西方。

　　在台湾，当年在日本治下，其农村中国的“我者”，已有根本性的变化。国民党迁台，渐进的土地改革，将农村资源引导进入工商业。1970年以后，台湾经济逐渐起飞，数十年来，城市覆盖了全岛，整个台湾几乎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大都会。台湾残留的中国文化，有的部分消失，有的部分正在与西方文化融合。台湾与大陆上的城市中国，其同质性大于大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关系。

　　在台湾，“我-他”的对立，在于不少本土居民要求确认自己的主体性，而与坚守中国认同的另一部分人口，有持续不断的斗争。前者与日本占台的影响有密切关系，而后者则与国民党迁台难以切开。于是认同问题与争夺“政权”，纠缠为台湾内部的对立。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本土论的立论根据，十分薄弱，台湾居民的文化根源，依旧是中国文化；族群血统，也绝大多数是闽粤移民的子孙；南岛原居民，只占少数而已。

　　但从历史记忆方面言，台湾居民已有五十年隔离于中国之外，其所经历已与中国大陆居民的记忆，完全不同。因此，台湾本土论者，也有其坚持的立场。总之，这一类的“我-他”与主客争议，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是另一股逆向的潮流，在世界别处，也多有类似的争议，并不只见于中国。

　　整体言之，应是全球化走向“合”的趋势中，难免的调节，以寻求更高一层的适应。在趋于人类共同缔造全球大社会的过程中，彼此之间必须经过认知的互兼容忍，互相尊重，才能走到和平共处。

　　今天的中国文化，分别存在于东亚几个华人地区：中国大陆、台湾、港澳、新加坡，也存在于分散全球的华人社会。我们也该承认，中国文化的传统，已有深刻的变化。以日常生活方式言，除了饮食之外，居住、服装、交通，都已西化！在若干大都会，甚至饮食文化，也已华洋相杂。

　　在思想方面，儒道佛三家综合的中国型思维方式，也早已稀释于强大的西潮，相对言之，这一原为中国文化主流的思想系统，千百年来淀积于民间的枝节，却仍留在各处华人的行为、仪节，以至思维之中，例如互补的二元论(阴阳、公私、荣枯)，只是大多数人，往往行之若素，未经反省而已。

　　在价值取向方面，传统的整体主义(宗、族、乡、国)与今天普及全球的个人主义(人权、自由……)之间，在我们的行为中，处处有碰撞，却也人人可以寻找自己以为适当的调和。这一现象，在西方价值观俨然已是主流的世界，中国人如此的寻求调适，毋宁是值得密切注意的现象。

　　各处中国人社会中的精英，应当因应这一现象，认真思考，或能有意识的导引，发动大家，合作进行深度的反省，将中国传统文化的若干成分，挹注于有待我们合力缔造的全球人类共同文化！如能做到这一巨大而持久的任务，则中国与今天的主流文化之间，将不必有“我-他”与“主-客”的分别，而是从矛盾中，辩证式的跻登更高阶的融合。

　　(摘编自台湾《中国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