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上海福州路书城附近，经过一间小店。四个人站在店门口聊天，两个洋人，一个亚裔，一个印族人，我走过的时候，其中两个却讲着日语。这时，印族人在后面对我喊：李敦白！嗨，李敦白！

　　他的声音有些急促，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更何况在上海的街头听印族人的华语，语码也还没有这么快就能转换。他走上几步，指着我手里拿着的书，说他认识作者，惊喜地问我为什么会买这本《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因为据他所知，很少人会对它感兴趣。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要喊住我。

　　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是美国人，1943年在斯坦福大学学中文，当时想到中国走一圈，战后再回到美国，1945年到了中国后的所见所闻，却让他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作为当时唯一得到入党许可的美国公民，他是经李先念、王震介绍，当时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批准才得以加入。

　　李敦白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在延安窑洞里打过扑克，先后在新华社和中央广播事业局担任外籍英语专家。他在中国生活了35年，其中16年是在囚禁中度过。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成为狂热的造反派，一个洋人戴着鸭舌帽、在天安门广场激励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画面极具视觉效果。1980年，他和中国妻子以及一家人回到了美国，为赴华投资的美国公司提供咨询顾问。

　　这样一个罕见而蕴藏丰富故事的人物自传，当然有吸引力。这位印族朋友用流利的中文说，可惜现在没有多少人对他感兴趣。我问他华语为什么说得这么标准？他说在中国很多年了。华语？印族？长居中国？我下意识地问他的名字。沙尔玛。不会是拉维沙尔玛(Ravi Sarma)吧？哦，那是我的哥哥。

　　真是太巧了，在上海街头居然遇到新加坡的话题人物。拉维不久前在联合早报撰写一篇文章，赞扬中国60年的成就，文中也提到他的十岁侄子，也就是街头偶遇的这位老兄的儿子，作为新加坡公民在北京参加了学生方阵的游行。拉维的父亲早年是新加坡教师工会的创办人，后遭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受中国总理周恩来邀请，到中国担任外语专家，1991年全家回到新加坡。

　　沙尔玛打开李敦白的回忆录，说其中有一句提到他的父亲。那是在1959年中国国庆十周年于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晚会上，他和“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印度裔教授到大厅里放松筋骨”，随后就看到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是怒气冲冲地走出来，不久之后，中苏开始决裂。

　　李敦白1940年代被美国政府派到中国，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腐败贪婪非常失望，因为李一直是左翼立场，在中国的实际经历让他最终选择参与中共的革命。当然，他也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因为被冤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李敦白其实是证明中国革命影响力的一个典型例子。当年像他那样被中国革命所吸引的外国人非常多，当然也包括很多华人。有的在当地国家参与政治活动，有的狂热地跟随中国的意识形态，有的则直接到中国参与历史进程。像美国的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英国的克鲁克夫妇，印度的柯棣华等等。来自新、马的更不在少数。

　　在这批人当中，李敦白的经历可能最为起伏跌宕，他与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中共的一大批高级领导人交往频繁，目睹中国发生的巨变与震动，而他自己，也成为其中的一个角色。这一代深受中国革命感召的人，这些西方革命者会有怎么样的东方记忆？他们会怎么看那段过往的忘情岁月？怎么评断自己的选择？又怎么看待今日中国的发展，以及意识形态的反差？甚至自己的既往在中国的革命经验，也成为挖掘全新市场价值、淘金的本钱？

　　李敦白说，他从监狱出来后，一度不能适应外部的变化。但是，李敦白在深刻检讨之后，对在中国的日子并无悔恨，他说一直被一种无法熄灭的欲望驱使着，要去支持中国人民争取自由，以及自由带来的馈赠与责任。

　　对李敦白的选择以及他的看法，站在大街上，我没有时间与沙尔玛详细地交流。不过，当然很想知道，他们一家人，是不是也是这么想？(摘自新西兰《先驱报》 作者：周兆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