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30日电 台湾《旺报》30日刊文称，在中华文化复兴这一课题上，两岸各有一些优劣。如果能充分合作，则可弥补大陆的传统文化断层，大陆也可以协助台湾重拾对中国传统的想望，增加台湾新生代对中国的认同。可以建构两岸文化共同体，建立“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尝试引入台湾力量共同经营孔子学院，扶持中华文化创意产业。

　　文章摘编如下：

　　1949年以后，两岸展开了完全不同的现代化实验，但某种意义上，都是带着一些反传统文化因子的。随着大陆文革的展开，台湾很快地选择了“尊孔”作为政治符号，于是台湾几乎同时展开了所谓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大陆日渐重视传统文化

　　但是，两岸隔绝50年后，中华文化在两岸的命运居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掉转。先是，台湾在蒋氏父子之后，李登辉开始将“政权”本土化。而为了推动本土化，李登辉逐渐在文化上开始“去中国化”。可是李登辉当时毕竟还顶着中国国民党主席的帽子，所以做得还不算过分。

　　到了陈水扁“政府”时代，这一“去中国化”的工作便铺天盖地展开了。扁“政府”主要通过教育手段，逐渐把中华文化从台湾下一代的脑海中抽掉。

　　大陆却从20世纪末，当中国在国际上的一些有形的层面渐渐有自信以后，一些比较深度的文化反省便应运而生了，也很快地产生了推力，使得大陆的官方也开始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如官方祭孔大典的恢复，孔子学院的成立，《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发布，以及“甲申文化宣言”。更重要的是，大陆年轻人对中国的那份感情，这恐怕才是更具关键性的因素。

　　在中华文化复兴这一课题上，两岸其实各有一些优劣的条件。许多早年旧学根底深厚而未赴台湾的人，如陈寅恪、梁漱溟等，并没有如季羡林先生一般，活到能获得发挥的空间的时候。反而是钱宾四、唐君毅等，得以在港台大展鸿图。当年国故派领袖章太炎、黄季刚的门人在台湾，使得台湾在学术传统上未和历史脱节。而台湾学术在与西方接轨的课题上，领先大陆至少30年，因此它在创意以及思考的系统严密性、完整性上，台湾恐怕真的比大陆要好上很多。

　　台湾文化优势短多长空

　　大陆在整个教育和文化体制上，与传统文化和学术脱节太久了，在“十一五”计划中准备在各大学普设国学院，面临了师资与教材的严重匮乏，这就是明显的证据。也因为这样一个条件，使得台湾拥有相当一批人力，可以投入到相关的学术研究、教学，乃至诸如文化创意产业等行业之中，来为传统与现代的接轨工作做出贡献。

　　另一方面，台湾也面临了巨大隐忧，那就是由于台湾研究和传统文化的研究在资源上的重大落差，使得传统文化的研究无论在人力上、课题质量上，都似乎有逐年下降的趋势。研究上是如此，社会氛围上更是如此。尤其是这些年在台湾成长的新世代，由于教育的走向，使得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感情，已经愈来愈淡，相关知识也愈来愈浅薄，这几乎是每个文史科目的老师所共有的感慨。

　　台湾目前仍具有客观上软实力的优势，但却短多长空，大陆则具有硬实力与主观感情上的优势，而这一优势却是长期的保证。

　　如果说两岸能够充分合作，则台湾应可弥补大陆因断落50年所造成的缺憾，大陆也可以协助台湾重拾对中国传统的想望，让台湾许多仍对中华文化怀抱热情的人，可以获得比较多的资源，这当然能够增加台湾新生代对中国的认同。

　　两岸建构文化整合机制

　　要建构两岸文化共同体，在两岸定位的问题获得基本解决之前，也许可以采取某种类似现在海基、海协的白手套模式，但是它必须以某种合署办公、共同决策的方式为之，可以名之为“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其成员应包括两岸相关部门决策阶层官员与相关幕僚人员，以及相关学术和产业界人士，并由两岸轮流担任此一委员会的主席。

　　如果考虑到台湾的特殊政治生态，则台湾方面也可以暂时由退休官员、资深学术界人士，或对决策有影响力的人士代替决策层级的官员。此一委员会的主要功能，当然不是两岸教育、文化部门的太上部门，它的目标是“积极兴利”，亦即在整合两岸所有相关资源，以共同促进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并将中华文化推广到全世界。

　　“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第一个可以尝试的工作，便是引入台湾的力量，以共同经营已经颇具规模的孔子学院，让它成为世界接触中华文化的一个据点，甚至可以成为类似美国在二战之后成立的“和平工作团”的组织，让孔子学院成为一个“文化和平工作团”。

　　双方共同经营孔子学院

　　具体作法，可分为上中下游。上游的工作可动员两岸的国学研究者作各种现代国学教材的编纂，以适用于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与年龄层，同时与两岸各大学合作，培训足够的中华文化种子教师。中游的工作则在培训两岸青年，让这些年轻人可以成为文化大使，向国内与国际传扬中华文化的内涵。下游的工作，就是通过孔子学院现有以及未来可能增设的据点派驻文化大使，让他们实际走入国内及国际的各个角落。

　　未来奠基在中华文化基础上的文化创意产业，将会是一个明星级的产业，因此有必要由官方的力量给予辅导与扶助，特别是在研发工作上，更是两岸官方必须特别着力的。如果两岸能够成立“中华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集合两岸的创意人才共同研发，并辅导厂商建立产业链，这对促进两岸的经济发展，必然能带来积极而正面的影响。

　　扶持中华文化创意产业

　　以中华文化为背景的文化创意产业，其聚落并不以政治为疆界，比如说妈祖的信仰便横跨海峡两岸，又比如说“玉”的文化乃是两岸中国人所共有，如果“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能够根据这样的文化聚落来规划文化产业园区的设置，让它打破两岸某种“政治上的疆界”，应该更可发挥其文化上的优势。

　　此一文化产业园区将不只是负责生产而已，更重要的将是在营销方面。如何创造出每一种文化产业的品牌等等，就会是成败的关键。就这点而言，台湾这么多年所累积起来的营销创意，如果能配合大陆的世界性据点，将更有成功的可能。

　　无论是什么方案，我的着眼点都只在几点上，一是它可以为两岸积极兴利，另一个是累积两岸体制性互动的经验，并借此消除隔阂，增加互信，最重要的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增加台湾对“整个中国”──不只是历史、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也是由两岸在历史进程中所必将共同创造的那个整个中国──的认同。

　　上述构想其实并不必建立在两岸政治谈判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它并不需要在两岸政治定位上解决之后才能进行。因此，在我看来，问题只在两岸是不是认为这样一种“累积认同”的作法是必要的而已。(作者：谢大宁 台湾两岸统合学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