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14日电 《香港商报》14日刊出署名文章说，在港英时期，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香港居民不能流露丝毫对内地的好感，“爱国”只能埋藏在心里。该文从个人经历折射出港人从不敢跟内地沾边到国庆活动再不是忌讳的转变。

　　文章摘录如下：

　　在港英统治时期，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香港居民不能流露丝毫对内地的好感，“爱国”只能埋藏在心里。

　　先讲个小故事。银行职员张文澜1958年在惠阳拍摄到一辑照片，回港后刚好碰上香港艺术节，张检出几幅参加摄影比赛得了奖。获奖作品展出之后，某些报纸猛烈批评主办当局“为匪张目”。问题出在哪里？原来张文澜一幅入选作品的背景出现隐隐约约的一则标语：“向共产主义迈进”。港英当局马上把这幅照片从展场撤下来。

　　港人不敢跟内地沾边

　　在那个年代，不能讲解放后的新鲜事物，甚至连有兴趣去了解一下的念头也不能公开表达。一手创立、编制反映香港股票市场走势的“恒生指数”的关士光，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这么一段话：“1977年以前，恒生银行的老板们坚持在商言商，不谈政治。他们认为恒生的职员不宜与左派人士及机构来往或到内地旅行，除非有特殊业务需要。人事处执行老板们的政策，如发现职员违背老板们的旨意，则记录在案，作为该员日后升迁的考虑。因为这缘故，职员多数不敢去内地旅游。即使要去，也是暗中进行。”

　　恒生银行所谓“在商言商”只是幌子，他们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其实是照抄港英政府、英美财团。不独是大机构如此，连升斗市民与左派人士来往都具有一定的戒心。

　　大概是1962年，中华摄影学会主办国际沙龙，黎兆芳会长因难以觅人写稿，悄悄地邀请笔者这位非会员义务帮忙，撰写一篇评介刊登在该会月报。人情难却，不过笔者亦悄悄地要求黎兆芳不要公开这篇文章作者的身份。

　　正当笔者挑选了几幅作品挟着离开中华摄影学会的时候，不料摄影家C君从后面赶上来硬是把他的一幅作品抢了回去，他说道：“我的相不用刊登了！”C君以教授摄影为生，自由职业者，如斯身份的人却是害怕他的作品出现在港英当局反感的一些报纸上，这是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的一种无形的枷锁，是港英殖民主义者刻意营造出来的。

　　国庆活动再不是忌讳

　　1973年内地有意识地开放旅游，特别批准香港摄影界组团访问桂林。上面所说的那位抢走摄影作品的C君马上要求让他参团，香港摄影学会会长亦参加进来。

　　自此以后，一些摄影名家纷纷要求到内地摄影创作，他们的作品或则参加展览，或则出版画册，参加摄影界举办的国庆聚餐者亦有所增加。不过有一点比较明显的是，香港社会对内地还存在着某些看法，真正能够打破这种局面的是1984年。这一年是祝贺香港回归的中英谈判草签，国庆聚餐参加者600人，又回到了1960年的盛况。

　　1985年的国庆聚餐再一次打破纪录，参加者高达700人，因为当时香港摄影界筹组一个庞大的摄影作品展览即将在北京展出，摄影界的精英几乎都参加这个大活动。

　　自此以后，参加国庆活动已不再是什么忌讳，连个别“亲台人士”也一样参加进来。(周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