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8月25日电 香港《大公报》25日刊文说，酒后驾车夺人性命，当然可恨，但可恨归可恨，量刑归量刑。刑只能跟法走，而不可随情转。如只要民众怨恨就可“杀无赦”，岂不天下大乱？“故意酒后驾车”绝不能和“故意驾车杀人”划等号。如果抛开法律，以情定谳，把“故意杀人”和“非故意杀人”一锅煮，那是拿法律开玩笑，而这是很可怕也很可悲的。

　　文章摘录如下：

　　成都中院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社会安全罪”一审判处酒后无证驾车致4死1伤的肇事人孙伟铭死刑，南京酒后驾车撞死5人的张明宝以同一罪名被捕入狱。一时间，“酒后驾车肇事该当何罪”、“孙伟铭该不该杀”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动静大的有：成都5律师上书要求刀下留人，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在《新京报》发表长文，指出酒后(醉酒)驾车撞死人纯属“交通肇事”，最高只可判七年，断不可处死。而最吸引眼球的是凤凰卫视“一虎一夕谈”节目的一场大辩论。

　　酒后驾车惹关注

　　交通安全是个大问题，酒后驾车尤其惹人关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107193起，死亡29866人，直接财产损失4.1亿元。2007年全国酒后驾车致死3435人，占事故总死亡人数的4.21%。而今年8月15日晚，武汉市在90分钟的严查中竟查出87人醉驾或酒后驾车。正由于此，凤凰台的辩论才有样本性价值，不但真实地反映出现实社会对这类事件的民情民意，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法治建设的状况。

　　辩论场上，主杀派明显地占上风。事后的网上跟帖更能说明这一点：主杀派1240人，反杀派222人，双方力量对比几近6：1。

　　请看主杀派的观点：明知酒后不该驾车却偏要驾车，就是故意犯罪，就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血债是不可欠的，撞死一个人也要偿命；判肇事者死刑，可以安慰受害者家属，让逝者安息，这才算讨回了公道。

　　其中一位尤为怒火中烧、气势逼人。他说：“法学专家的‘理性’无权凌驾于公众的‘感情’之上。”“我信不过他们，凭什么他们说了算？”“强调‘理性’高于‘感情’是毫无道理的。”他还满脸不屑地当面攻击法学家：“把‘理性’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标榜自己‘与文明的外国更接近’，完全是‘装蒜’。”

　　酒后驾车夺人性命，当然可恨，但可恨归可恨，量刑归量刑。刑只能跟法走，而不可随情转。如按那位的主张，管你法是怎么定的，只要民众怨恨就可“杀无赦”，岂不天下大乱了？还谈什么法治国家，干脆改为情治国家算了。

　　法治，就是以法治国，必须立法在先、依法断案、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既然酒后驾车肇事被定性为“交通肇事罪”，而刑法第133条又明确规定交通肇事罪最高刑期为7年，那怎么可以因为群情激愤便随意升格，把它和往井水里投毒、在森林里放火、向人群扔爆炸物相提并论，把该判7年刑的孙伟铭们视同“放火投毒犯”杀掉呢？

　　“故意酒后驾车”绝不能和“故意驾车杀人”划等号。如果抛开法律，以情定谳，把“故意杀人”和“非故意杀人”一锅煮，那是拿法律开玩笑，而这是很可怕也很可悲的。

　　“以情代法”酿大祸

　　孙伟铭死活事小，法律尊严事大。尽人皆知，我们的立法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体现的是“全民意志”。把严肃的“法”和民众的“情”对立起来，对法学家的理性和专长横加攻讦，实在是蛮不讲理。

　　当然，法律条文可以修改，对交通肇事罪的刑罚可以加重，但重也要有“度”，断不可开杀戒。须知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包括给他人、给社会造成祸害的罪人。“除恶务尽”是对的，但这不等于“逢恶便杀”，应该把“恶行”和“作恶之人”区别开来。对人，还是要挽救。

　　其实，酒后驾车肇事案件屡屡发生，根本原因还不是刑罚太轻，而是在犯罪源头执法不严，往往以情(亲情、钱情、官情)代法，纵容了孙伟铭、张明宝们。以孙伟铭为例，他在肇事前半年内已有至少10次违法驾车记录，如果每次都严格执法，处15日拘留并处200-2000元罚款，他还会长期多次无证驾车上路以至酿成大祸吗？而其它有证违法者则有“暂扣数月驾照”的罚则，也应能剎住酒后驾车歪风。

　　灭火要灭火星，固堤要堵蚁穴。打击各类犯罪，关键是防微杜渐。对酒后驾车，完全应该像有些国家那样实行“零容忍”，沾酒就不许驾车上路，违禁便依法严管，毫不通融。这样，日久成习，酒驾、醉驾自然就绝迹了。而我们的管理恰恰在“祸源”阶段偏松，有路子的人，只要没闯大祸，总能轻松地被捞出来，于是便更加肆无忌惮了。环顾四周，这种“捞人”事件可说无时不在上演。此风不剎，法律条文严上十倍，也将于事无补。(张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