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8月6日电 香港《文汇报》日前刊出文章《“一国三译”折射两岸三地文化》。该文说，内地、香港和台湾在翻译外国词语特别是人名时出现的三种不同译法。三地之中任何一地的译法如较优秀和妥贴，会逐渐被其它两地借鉴和采纳。“一国三译”既折射两岸三地文化不同，也在互相交融和渗透中取长补短，这是两岸三地文化互动的一个现象。

　　文章摘录如下：

　　所谓“一国三译”，是指内地、香港和台湾在翻译外国词语特别是人名时出现的三种不同译法。如果不了解“一国三译”，往往遭遇不少鸡同鸭讲的窘境。三地之中任何一地的译法如较优秀和妥贴，会逐渐被其它两地借鉴和采纳。“一国三译”既折射两岸三地文化不同，也在互相交融和渗透中取长补短，这是两岸三地文化互动的一个现象。

　　刚结束的第20届香港书展，本土著作《世事新语》受到热捧，该书讲述粤语如何影响中国30年。来自粤港两地的几位文化人在谈到最近被国家领导人反复使用的粤语“企稳”时，就语言文化的“多元性”发挥出不同看法，他们指出，“搞掂”、“打的”、“埋单”、“炒更”、“养眼”、“生猛”、“搞笑”、“T恤”、“歌厅”、“超市”、“入围”等上百个粤语新词，深深影响中国的发展。有论者指：“粤语影响中国的过程，本身就是翻译的过程，‘埋单’变成了‘买单’，‘搞掂’变成了‘搞定’……”

　　涉及三地文化、风俗和政治等方面

　　“粤语影响中国本身就是翻译的过程”这一命题，令笔者想到另一个亦颇有意思的命题：“‘一国三译’折射两岸三地文化”。笔者多年来从事时事和文化评论，对内地与港台“一国三译”的现象颇感兴趣。笔者认为，如果不了解“一国三译”，往往遭遇不少鸡同鸭讲的窘境。从历史上看，“一国三译”不是单纯的翻译问题，而是涉及文化、风俗乃至政治的方方面面。

　　“一国三译”的现象，以政治人物译名为例：Margaret Thatcher内地译为撒切尔夫人，台湾叫畲契尔夫人，香港叫戴卓尔夫人；Ronald Reagan内地译里根，台湾叫里根，香港译列根；Bill Clinton内地译克林顿，台湾叫柯林顿，香港两个译名都用；George Bush内地译布什，台湾叫布什，香港叫做布殊；John Fitzgerald Kennedy内地译肯尼迪，台湾译肯尼迪，香港叫甘乃地；Henry Alfred Kissinger内地译基辛格，台湾叫季辛吉，香港跟随大陆；Lyndon Johnson内地译约翰逊，台湾和香港或译约翰逊或强森……

　　“一国三译”有许多不同之处。第一，内地的翻译是一个音节一个音的去翻译，例如1953年就任美国总统的Dwight Eisenhower，内地的翻译是“艾森豪威尔”，而台湾则译为“艾森豪”，香港则两可之间。台湾按照中国人名习惯，翻译外国人名往往不超过三个字，所以“艾森豪威尔”就成了“艾森豪”。内地太拘泥一个音节一个音去翻译，例如文革前对俄国某戏剧理论家有个水蛇长的译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可能太冗长，以后变成了“斯坦尼”三字，省去了啰啰嗦嗦的“斯拉夫斯基”五字，又好记又琅琅上口。看来，“一国三译”在“删繁就简三秋树”方面，内地似可向港台借鉴。

　　港台注重为外国人译中国名

　　第二，大陆的译法更注意“中外之分”，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外国人。比如“基辛格”这个名字，一见就知道是外国人，但是基辛格的台湾译名“季辛吉”，就难辨是洋人抑或华人。香港和台湾翻译外国人名，多半是有中国姓氏的。比如将撒切尔夫人叫戴卓尔夫人或畲契尔夫人，“戴”或“畲”都是中国姓氏，“撒”则不是。

　　历届港督如杨慕琦、葛量洪、柏立基、戴麟趾、麦理浩、尤德、卫奕信、彭定康等，也都有中国姓氏。英国外交部将末届港督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译为彭定康，既有中国姓氏，又有“安定康泰”之名，显示英国佬醒目，知道华文威力，很懂得入乡随俗。开初中国外交部将彭定康译为柏滕，令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不知何许人也，但后来也很快改为彭定康。

　　这种给外国人名译个中国名字的做法，并不是港台的创造，其实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内地翻译界承袭过来的，那时沿用下来的外国名人，多半有中国姓氏，例如：肖伯纳、卓别麟、华盛顿、林肯、杜勒斯、罗斯福、马歇尔、史迪威、戴高乐。三十年代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界，是当时译介苏俄文学的主力，他们也把许多俄罗斯作家冠上中国的姓氏：例如高尔基、戈果理、普希金、柴诃夫等。不过，一九四九年后，内地翻译界强调外国人名的音译，后来翻译的外国人名中国姓氏就少了。

　　互相交融 取长补短

　　“一国三译”，还透露三地风俗习惯和政治文化不同。例如台湾给奥巴马起名“欧巴马”，因为这个“奥”字在闽南语中是“不好”的意思，所谓“奥步”即阴招、损招也。再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台湾大概觉得“克”不是好字眼，也不像中国姓氏，所以给他起姓名为“柯林顿”。

　　值得一提的是克林顿夫人Hillary Clinton，内地译为“希拉里”，看不出是男人还是女人，香港和台湾觉得人家好歹是个女人，所以就分别翻译为“希拉莉”和“希拉蕊”。笔者觉得，台湾译为“希拉蕊”似乎有点花季少女的意味，毕竟人家现在比丈夫还风光，是堂堂国务卿，香港译为“希拉莉”似乎更贴切。

　　再如Che Guevara，一个被誉为“共产主义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者，难得大陆和台湾都用切•格瓦拉的译名，香港则译为哲古华拉。

　　香港和台湾翻译外国人名，似乎还在奉行上世纪早期“信、达、雅”的翻译原则。五十年代内地曾把非洲国家“莫桑比克”译为“莫三鼻给”，确实不雅，后来改为“莫桑比克”，就比较雅。比如computer一词，内地现在部分人仍然称为“计算机”，但港台译为“电脑”，这种译法更妥贴，现在已取代了“电脑”的译法。在“信、达、雅”方面，港台亦值得大陆借鉴。

　　港台故意选用中国人的姓氏翻译外国人名，也是为达到“雅”的效果。但外国人名过分中国化，有时候往往“夷夏难辨”。比如大陆翻译Saddam Hussein为“萨达姆•侯赛因”，在台湾叫“沙丹•胡笙”，香港或称为“海珊”，香港译名怎么看都是个中国女人名。

　　给外国人名译个中国名字的做法，只要忠实于原来的发音，倒也未尝不可。内地翻译外国人名严格遵循音译为主、名从主人、约定俗成三原则，有时比港台略胜一筹，例如“萨达姆•侯赛因”的译名就比较贴切，并被香港接受。三地之中任何一地的译法如较优秀和妥贴，亦会逐渐被其它两地借鉴和采纳，这是两岸三地文化互动的一个现象。

　　长期以来，大量粤方言北上，如头啖汤、生猛、炒鱿鱼、入围、湿湿碎、有料、打工等，也有大量普通话南下，如变通、下海、万元户、下岗、股民、网民、老赖、原生态、白领、段子等。而“一国三译”，既折射两岸三地文化不同，也在互相交融和渗透中取长补短。(杨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