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21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今日刊登陈有为的文章《一代鸿儒离去，唯余星辰寥落》指出，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不光需要把GDP搞上去，也必须把文化搞上去。什么时候，当官员和老百姓在世人面前变粗鄙为文雅，体面而有素养，中国拿得出举世闻名的作品了，中国才算得上一个真正的文明大国。

　　原文摘录如下：

　　中国知名学者季羡林与世长逝，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广泛哀悼和追思。虽然还有人就他的学术头衔称谓议长论短，觉得季老的学术成就与地位够不上“大师”称号，那也无伤大雅。

　　作为老一辈的学者，季羡林具有面壁数十年、勤奋耕耘、不求名利、不事张扬的优良学风。不过他的学术研究领域比较冷门，与中国其他文史经哲的学界泰斗相比，其著作似乎略显逊色。

　　但我们悼念季老的原因，主要不在于他学术研究上达到何种高度与深度，而是怀有一种“哲人其萎”的感慨。因为季羡林是中国最后一个谢世者的老一辈学问家。由于学府形似学店，学者醉心名利，学界抄袭成风，一代鸿儒离去之后将唯余星辰寥落，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有新的鸿儒出现。 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季羡林之死在学术界划出了一道分水岭。

　　中国学界曾经人才辈出

　　自从晚清以来，中国尽管连年军阀混战，政局动荡，江山易帜，但在学术界还是出了不少杰出人才。诸如章太炎、胡适、蔡元培、陈寅恪、冯友兰、钱穆与钱钟书等一代宗师。在国共内战时期，很多知名学者反对老蒋追随中共，成为新中国的学术骨干。

　　不少学术前辈承袭古代士大夫刚正不阿之浩然正气，治学态度严谨，学术成果非凡，而且思想品格高尚，穷困潦倒不坠青云之志，时世艰难犹怀报国之心。然而，反右浪潮与文革风暴袭来，大批学者遭到整肃。很多人不但被剥夺基本权利成为专政对象，甚至含冤而死。学术文艺界一片荒芜凋零，使中国出现了无法弥补的学术断层。

　　其中最值得惋惜的，是令人高山仰止的国宝级学问大师，自晚清王国维以来无人可以比拟的陈寅恪。他在文革中不愿学术屈从政治而被迫害致死。另一位国学大师，清华大学著名教授吴宓对陈寅恪的评价是“惊其博学，服其卓识”。若“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不幸的是，吴宓也在文革中遭受非人待遇，被剥夺吃饭的权利而活活死去。

　　宁要莎翁，不要印度

　　丘吉尔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宁肯不要印度，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 为什么被称为大不列颠皇冠上宝石的印度，比不上一位剧作家呢？因为莎翁留给英国后世与整个世界的人文主义思想及其动人心魄的文学渗透力，价值远远超过了殖民地印度。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如果只有强权武力与巨大财富，而没有高度发展的思想文化与文学艺术，它就不能成为影响世界名副其实的大国。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与俄罗斯之所以能够崛起和傲视世界，不仅因为它们拥有强盛国力，而且因为在文化艺术方面拥有一大批思想高深、成就卓越的思想家、学问家与艺术家。

　　欧洲文艺复兴前后涌现的大批学者、作家、画家和音乐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亚当·斯密、洛克、黑格尔、罗素的深邃思想学说，狄更斯、雨果、歌德与托尔斯泰的不朽文学巨著，达芬奇、米盖朗奇罗、莫奈与梵高的名画，莫扎特、贝多芬、比才与柴科夫斯基扣人心弦的名曲，法国芭蕾与意大利歌剧，几百年来一直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光辉灿烂的群星，欧洲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永远闪光的国家品牌。中国近代学者黄宗羲、王夫之、魏源、唐甄等人虽然具有“民为重，君为轻”的思想，但因为中国闭关自守而鲜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