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14日电 台湾出现一种新产业，叫做“名嘴”。他们占据黄金时段、掌握独家爆料，甚至有政商高层邀宴密谈。名嘴大下政策、侦查指导棋，他们到底是政治家？还是表演家？新一期台湾《天下》杂志刊出文章做了介绍。

　　文章摘录如下：

　　大陆观光客来台走走，每晚回旅馆最爱的“余兴”节目，就是电视上的“谈话性节目”。“他们真敢讲，”一位陆客兴致盎然地说，甚至出现“没有到台湾，不知文革还没了”的顺口溜。

　　台湾从一九九四年出现第一个谈话互动节目——《选举大家谈》，到二○○六年的“红衫军”围城，让人见识到政论名嘴透过电视、广播，发挥无远弗届的动员力量，更发展出一个全新的职业——“名嘴”。

　　“名嘴逐渐变成媒体新势力，”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董事长管中祥说，也有政治人转战媒体，由于轮番漂流在不同的政论节目中，政治评论人杨宪宏称之为“媒体浪人”。

　　这股媒体新势力，到底是靠着什么力量形成？对台湾社会又造成什么样影响？

　　观众造就名嘴也摧毁名嘴

　　商业化操作政治立场，是台湾“名嘴产业”成长的基础。特别是在选举前后，立场鲜明的“各色”名嘴，在镜头前鼓吹、互诘的演出，通常都对选情有一定的影响。

　　观众以手中掌握的选票，让名嘴留在言论市场，而观众手中的电视遥控器，更是名嘴势力的来源，甚至造成名嘴的职业化。

　　《政论性谈话节目的内容与阅听众收视动机的探讨》研究发现，阅听众不是被动地被节目选择，而是主动挑选自己想要看的节目，即使内容流于偏颇、冲突，仍是他们获得信息的方便管道，也是台湾当下重要政治话题的“小窗口”。

　　“不论是报纸或电视新闻，可能一下子就过了，”参与《政论性谈话节目的内容与阅听众收视动机的探讨》研究的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罗文辉指出，他自己也常看政论节目，“看政论节目，对问题会有较深入的掌握和了解，至少有某一面向上的解释，不论是对立、冲突或攻击。”

　　为了这批有特定口味的观众，媒体开始有系统地培养名嘴。电视台为维持收视率，吸引观众，政论节目开始出现固定班底。

　　制作单位会根据每个人发言时的收视率进行分析，作为挑选来宾的依据，没有品牌、口才不好的人，很难出线。

　　TVBS电视台新闻部节目制作组制作人、负责制作《新闻不一样》节目的张慈轩坦言，站在制作单位的立场，不会去找不了解镜头语言的人上节目，因为风险太大，“缺乏电视经验的人，很难适应节奏。”

　　有了个人品牌、加上收视率护体，经常上节目的名嘴就掌握媒体“发言权”。但大多数人更好奇的是，名嘴在电视上所谈内幕，到底是如何获得消息的？又是如何发挥影响力？

　　名嘴爆料变成发声工具

　　名嘴的消息来源，有些来自当事人或相关人，希望借重他们的媒体发言权。新闻人出身的杨宪宏不讳言，很多企业大老板除了看政论节目，还会邀名嘴去了解事情，或说些背景让名嘴知道。

　　以民进党“政府”主导下的“二次金改”为例，风波不断，名嘴爆料、检调单位调查，很多内情全都是金控企业内部的高阶人员泄漏出来。即使是马英九“政府”即将着手的“三次金改”，认为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的金控公司高层，已经透露出外界尚无从得知的新内幕给名嘴。

　　名嘴作为讯息平台，就可能在政治上产生引导政策效应。四面八方都有人告知讯息，连官员也开始利用此一管道。去年马“政府”处理油价议题，“行政院”内部对油价涨不涨分成两派意见。“行政院秘书长”薛香川广邀名嘴商谈，最后结论不涨。当时许多名嘴强烈提醒，只要涨价，不分蓝绿一定炮轰。

　　有评论者质疑，为何“政府”不和媒体沟通，转而找名嘴？为何当事人选择名嘴为管道爆料？因为他们知道，只要影响名嘴，效果立即可见，“用文字不如有人说，真实性更惊人”，杨宪宏说。

　　名嘴成为名符其实“说故事的人”。了解内情者释放讯息、“政府部会”“沟通”之外，更多的消息是金钱交换而来。

　　以爆料揭弊一举成名的“立委”邱毅，被视为“说故事”第一把交椅，坦承他在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揭发陈哲男前往韩国济州岛赌场赌博、掀起高捷弊案另一波高潮的照片，是以三千美元购买来的。

　　邱毅爆料花费最高的，是二○○六年十月爆料指控陈水扁有海外账户。为搜集资料，他花了将近三十万美元。

　　“那一仗完全是擦枪走火，”邱毅回忆。当时消息来源透过中介者议价，原本预估一万美元可买到消息，因不慎“走光”，匆忙间不得不采“打带跑战略”，对方借机提高价码，最后以比原价高三十倍的代价取得三分之一的资料。

　　外界质疑，扁案起诉书和之前名嘴爆料内容几乎完全相符，特侦组违反侦查不公开，造成“全民公审”印象。

　　邱毅却反驳，“特侦组掌握的很多资料都是我给的，”他们只是求证再拼凑，或是把中间断点接起来，不了解之处会问也会讨论。“特侦组要给什么消息，一定选择给我，”邱毅说，“因为给我，不是泄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