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7月2日电 《日本新华侨报》2日刊出署名文章说，中美日将在华盛顿举行首次官方三边政策对话，预示三国可能形成新的战略合作。新形势对中美日对话与战略合作提出新要求，当然这并不意味战略合作能即刻形成。三国间仍然存在重要区别与分歧。例如，美日建立有军事同盟关系，而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这样三个国家之间，如何形成相对平等、平衡、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是需要探索的。

　　文章摘录如下：

　　7月，中美日将在华盛顿举行首次官方三边政策对话，预示三国可能形成新的战略合作。

　　冷战后期，中美日有过战略合作，三国曾联手抗衡前苏联在亚洲太平洋及印度洋地区的扩张。那时的合作基础主要是安全需要。

　　前苏联解体后，上述战略合作需要消失，新定义的美日安保同盟，将建立对中国等的战略预防作为重要目标之一。但是，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潮流的迅速发展，却在为中美日新的战略合作准备条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美日三国形成广泛的共同利益：三国的GDP位居世界前列，都是WTO成员，维护世界自由贸易体制及其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是三国的共同要求；三国经济密切联系，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在抗御金融与经济危机中，能够也必须密切合作；此外，在避免全球气候变暖、反对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维护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等重大问题上，三国也存在许多共同要求。

　　以此为基础，中美日关系由美日联手遏制中国的极不平衡的三角关系，逐步向着相对平衡的三角关系转变。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日本方面提议建立中美日对话机制，以后形成了三国学者及智库的“第二轨道”对话。2005年1月，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代表国务院发表讲话，称中美两国为“利益攸关方”。2007年3月，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等发表研究报告，认为“东亚战略变局”的核心是“中国崛起”，美日对抗中国的两极结构在亚洲难以奏效，“东亚的稳定依赖美日中三国关系”，应在维护美日同盟的前提下，竭力促进三者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日本PHP研究所等也再次提出建立中美日对话机制。汹涌而来的世界金融危机，无疑加强了落实上述要求的紧迫性。

　　在此背景下，中美日首次官方政策对话被提上议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美日战略合作便能即刻形成。三国间仍然存在重要区别与分歧。例如，美日两国建立有军事同盟关系，而中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这样三个国家之间，如何形成相对平等、平衡、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是需要探索的。

　　同时，中国主张的三国战略合作是一种开放性的，与其他多边合作关系互相补充，有利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战略合作，如何在中美日之间形成这样一种战略合作关系，也需要探索。

　　奥巴马总统在开罗大学演讲中表示：“人类的历史常常是国家、部落甚至宗教为自身利益征服他方的历史。然而，在这个时代，那种心态是自我消损。任何旨在让某一国家或某一群体提高地位的世界秩序都将注定失败。”“我们的种种问题必须通过合作方式来处理，我们必须分享进步。”如果确实能以这样一种观念看待与实行中美日战略合作，这种合作是能够形成并有前途的。(王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