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年九月，《鲁迅是谁》图片展在香港时代广场展出，展览以黑白为基调，回放了一代巨人的重要足迹，叙述了中华“民族魂”的伟大人生，让人们感受到鲁迅作为常人的情感世界，更展示了这位文坛巨匠的爱好和才华，给人以心灵的震撼。诚如其时香港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所说的，鲁迅是中国民众和知识分子最敬仰的人，作为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化巨人，他的宝贵遗产属于中国每一个人，理应为香港同胞所继承。

　　其实，早在八十年前，鲁迅就曾与香港有过三度接触。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鲁迅由厦门乘船前往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途中路过香港，随船停泊在维多利亚港一宵。但鲁迅并未上岸，只是独自默坐在舱房里，一边翻读报纸一边喝茶。直到夜幕降临后，他才踱步到船舱口，凝眺港湾的夜色。但见远处影影绰绰的山峦，俨如一尊天然的回音壁，鲁迅在恍惚之间，依稀感觉到风涛中传来历史的呜咽之声、悲号之声、吶喊之声……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七日，鲁迅从广州前往香港，同行的有叶少泉、许广平等。接待他们的是香港大学的青年学子赵今声，他是工科学生，兼任基督教会的《大光报》社外编辑。当时正值省港罢工之后，英国当局强化殖民主义统治，香港的社会空气窒息。为了打破这种窒息，赵今声通过在广州的友人叶少泉与鲁迅取得联系，并以《大光报》的名义，邀请鲁迅赴香港演讲。鲁迅欣然答应，并下榻在港岛太平山麓(必列士街五十一号)基督教青年会的崇楼杰阁内。

　　但是，香港的洋主子及其洋奴之辈，并不喜欢兼且畏惧鲁迅这个名字，他们在公开干涉无效之后，便暗地里“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以此进行阻挠和捣乱。

　　二月十八、十九日，鲁迅先后在香港大学及香港青年会作《无声的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两个经典演讲，一时轰动香港及大陆文坛。在演讲中，鲁迅号召青年们抛弃封建文化糟粕，引导青年们注重社会的现实。

　　鲁迅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哪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也就是一把软刀子”。“什么八股咧，道学咧，和社会、百姓都不相干”，要抛弃这老调子，“看一看社会怎么样，世界怎么样”。“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显然，这是鲁迅振兴民族的呼声！

　　由于两篇演讲“攻击国粹，得罪了若干人”，也得罪了香港的洋主子，因而港英当局对鲁迅的演讲非常憎恨，竟不许讲稿登报。后几经交涉，尽管当局作了让步，但还是表示必须删改后才可以刊登。

　　演讲期间，年轻的主持人曾与鲁迅聊起香港文坛的现状，当说到有人称香港乃“文化沙漠”之地时，鲁迅却“颇不以为然”，认为这种说法“未免太颓唐了”，并表示将来的香港是不会成为文化上的沙漠之区的。

　　鲁迅这次在香港驻足了三天。由于跌伤的脚还未全好，不能到各处大街上闲走，所以对香港的市井俗风等，印象比较淡薄。不过，鲁迅回广州后写了一篇《略谈香港》的文章，他以当地《循环日报》上披露香港“警司”随便向中国人“抽藤条”、“搜身”等屡见不鲜的事实，称“香港总是一个畏途”；同时，他还写到在香港带着书籍的人的困难，因为一不小心会被指为“危险档”。

　　鲁迅最后一次香港之行，是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他从广州迁居上海时路过香港。鲁迅这回随身带着几只书箱、衣箱，二十九日下午竟挨了“查关”的种种麻烦。

　　当晚，鲁迅在赴上海的轮船上写了《再谈香港》一文，记述他这次途经香港时遭到洋人和奴性同胞“查关”的无理待遇。“我出广州，也曾受过检查。但那边的检查员，脸上是有血色的，也懂得我的话。每一包纸或每一部书，抽出来看后，便放在原地方，所以毫不凌乱，的确是检查。而在这‘英人的乐园’的香港可大两样了。检查员的脸是青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话。他只将箱子的内容倒出，翻搅一通，倘是一个纸包，便将包纸撕破，于是一箱书籍，经他搅松之后，便高出箱面有六七寸了。”

　　更令他气恼的是，一把连柄长仅五寸三分的小刀，竟被检查员说是“凶器”；一盒蚊烟香也被指斥是“古怪”的。船上的茶房将这翻箱倒箧的事，归咎于鲁迅，他说：“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贩鸦片的。”文章结尾鲁迅发出了对香港统治当局的强烈愤慨：“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

　　(摘自香港《大公报》 作者：周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