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武侠小说作家金庸申请加入中国作协，并可能出任名誉副主席，引发诸多争议。

　　早在香港回归次年，就有人提议港籍作家加入中国作协，以体现作协的包容性和代表性。只可惜包括金庸在内的香港作家并未响应。分析人士认为，当时金庸陶醉于“最有影响力的华文作家”美誉，没把大陆作协放在眼里，而随着年事渐高，各种荣誉渐行渐远，这时突然想起入作协有自己的打算。笔者认为，如此分析不够立体，功成名就的金庸还不至于沦落到需要炒作自己的地步，想必是人到暮年愿与各方为善，入协只是送个顺水人情而已。

　　其实，金庸对大陆文学的认知程度未必比别人差，早在浙江大学文学院任名誉院长时就“希望大陆文坛多些生机”，不幸“希望”并无感召力，虽然其后“余含泪”、“王羡鬼”等为活跃文坛不遗余力，但终究过于乖张，不仅没有匡正文坛形象，反而造成负面影响。至于那些裸体吟诗、跪求富婆包养、专事风花雪月的作家，人们从心底就没当作家看。

　　当今中国文坛的状态并不令人看好，作家群鱼龙混杂倒在其次，关键是几十年没有一部能深入人心的作品问世。毕竟，社会心理需要激励和抚慰，没有引人思辨催人向上的著作时，就只能由休闲解闷的文化产品来填补空缺。金庸武侠就是填补中国人精神空缺的产品之一。

　　当然，问题不在于金庸。他并不如“金迷”想象中那么超凡脱俗，也不如反对者说的那么阴毒。是一个虚妄群体把他捧到了大红大紫的程度，以致他如果不成为中国官方作家都不能显出作协的代表性。这种效果颇具戏剧性，声称居于世界华文金字塔最顶端的中国作协借港澳作家助阵，也有难以言表的苦衷。根本原因是一些被称为作家的人担当不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由于广纳官员作家、明星作家、下半身作家，作协几度泥沙俱下，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备受舆论诟病。若把自由派的港澳作家囊括在“体制内”(哪怕是松散型)，也算重大成效，起码是大陆文化感召力的体现。更何况，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有“归属”概念，站在局外将之释为一种叶落归根的文化自觉也无可非议。

　　作家是神圣的，首先是他们记述着一个时代的喜怒哀乐，就像曹雪芹之于大清，鲁迅之于民国。在高尚与卑劣、正义与邪恶仍构成人类社会矛盾主要元素的时期，那些有悲天悯地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注定要为人尊仰。遗憾的是，国人切身感知的现实与这一理论恰恰相反，因为“余含泪”、“王羡鬼”们背后飘舞着的不仅是风花雪月，还有足以腾笑于后世的谗言媚语。正因为此，中国当代文学才陷入假繁荣怪圈，在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步履维艰。

　　《五蠹》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认为，片面地把儒夫和武侠标举为精神偶像的社会都不健康。虽说金庸是小说大师而非江湖大侠，但也应看到，他提供的武侠文化远非中国社会主流文化的前进方向。有趣的是，“体制内”的作协非但没以“弘扬主旋律”为调衡量，反有意将“名誉副主席”的光环戴到金庸头上。此举能否称为“乱法”和“犯禁”另当别论，问题要害在于，有五千年文化积淀的泱泱大国，何以让一个武侠小说作者独霸“江湖”？

　　(摘自美国《侨报》 作者：王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