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6月29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29日刊出署名文章说，反映南京大屠杀的中国电影《南京！南京！》，在日本媒体受到很高关注。日媒为何对此片情有独钟？日本主流传媒的报道焦点集中在赞许某些中国人以新思维的历史观去解读战争——即日本兵也有人性，他们是军国主义的牺牲者，战争双方都是受害者。总体讲，不谈侵略战争本质，不谈日本兵在战场中怎样从“人”变“鬼”，而是塑造与突显侵华战争中个别日本兵的“人性”与“被害”，也许正是某些日媒高度关注此片及存有好感之原因所在。

　　文章摘录如下：

　　4月22日公映的《南京！南京！》一片，还未公映之前就已敲锣打鼓，观众也对此片期待颇高。导演陆川一再强调此片的主题是“中国人的抵抗”。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南京！南京！》在票房上可以说是旗开得胜，但评价却是毁誉参半，引发了不小的争论。

　　争论焦点之一是此片的主角：角川--一个有良知的日本士兵。陆川导演的解释是：“在过去的教育中间，在过去的很多比较民族主义的渲染中间，把他们渲染成魔鬼。我要表现出的，他们就是正常人。”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访谈时，陆导演还进一步强调道：“让这部电影去影响到日本人对这段历史的一个接受。”

　　可以让陆导演欣慰的是，此片在日本媒体确实受到了很高的关注。《产经新闻》、《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都先后对其进行了报道。日媒为何对此片情有独钟？他们对《南京！南京！》是怎样看待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关于此片报道的几个关键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喜闻“反日”色彩削弱

　　第一个关键词是“反日”。

　　4月22日公映后，隔日《产经新闻》就对此片进行了报道：“此片主要刻画了一位年轻的日本士兵--‘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被迫服从上级命令而进行屠杀。这一情节的安排一反‘反日’一边倒的叙事结构。在影片的结尾，这个日本士兵放走了中国人然后自尽。”

　　4月26日《读卖新闻》以“描写南京事件的电影在中国公映 ‘日本兵的苦恼’褒贬不一”为题对此片进行了报道。报道称：“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中国电影，一直以来都强调日本军的残暴。虽说此片也有很多残暴的场景，但在影片结尾却描写了一个日本兵释放了中国俘虏，然后自杀身亡。”

　　5月15日的《朝日新闻》也以“摆脱‘反日’南京屠杀电影”的醒目标题来报道此片。报道称：“与以往中日战争的电影中清一色的反日倾向不同，此片着墨于日本兵的人性描写。”

　　6月10日的《读卖新闻》上刊登了标题为“日中双方的视点 肯定评价——促进相互理解的契机”的文章。此文对这部电影给予了“高度评价”：“作为超越固有的战争观，透视日本兵内心的电影，成为打破旧有的划一的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契机。”

　　可见日本主流媒体对《南京！南京！》摆脱“反日”的基调十分赞赏。正如《产经新闻》北京支局局长伊藤正所言，过去的战争电影，将“很多日本人都描绘成穷凶极恶、惨无人道的侵略者形象，这种不符史实与夸张的描写手法屡见不鲜。”(《产经新闻》5月2日)故而，角川这一“有良知的为战争而苦恼的日本兵的形象”被认为是中国电影中对于日本兵描写的一个新的突破。

　　不过，以往中国电影的所谓“反日”所指的是“日”，是“日本帝国主义”还是日本的普通老百姓？“反日”一词背后有怎样一段侵略的历史？本片刻意塑造的“有良知的为战争而苦恼的日本兵”在当时的日本，特别是被派往亚洲各地战场的日本兵当中究竟占有几成？是20%、10%或近乎于零？没有一家媒体对这些问题做出明确的解答。

　　关键词之二是“新的历史评价”。

　　具体来说日媒更关注的是中国年轻一代历史认知的转变。同时，日媒也一再渲染陆川导演的“良苦用心”及各界的支持声音。日本传媒喜闻乐见的是不少中国年轻人对该片的反响：

　　“看了这部影片的白领陈维蔚(29岁)一边哭一边说：‘让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日本人也有人性的一面。’”(《产经新闻》4月23日)

　　“在上海市电影院刚刚看完此片的大四学生袁雷波(22岁)等5人一致认为‘我们可以理解作为普通人的日本士兵的苦恼。虽然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但是这和我们今天对日本人的感情没有任何关系。’”(《读卖新闻》4月26日)《读卖新闻》还引用了陆川导演的观点：“日本人不是恶魔，是人。他对于战争的反省，代表了我们人类对于战争的反省。”

　　该报还引述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的观点：“中国一直都从被害者的角度来强调日本人的残暴行为。我希望此片可以作为一个契机，就是从固有的思维方式中跳出来，从加害者和被害者的角度一同来思考战争。”

　　重评历史征兆？

　　5月2日的《产经新闻》更以“重新评价南京事件的征兆？”为题再次对此片进行报道。文章中写到：“陆川导演认为，我们应该憎恨的是军国主义，士兵也是军国主义的牺牲者。”

　　这家一向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保守派报章在结论中还认为，中国的媒体几乎一致给予很高的评价。此片被列为建国六十年纪念电影的推荐影片，可以看出对于南京事件的评价开始有所变化的征兆。

　　《朝日新闻》(5月15日)辟一专栏着重报道了陆川导演的观点 ：“我认为从中国的视角来看战争，以及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战争，这两个角度都很必要。70年前日本军队的内部一定有人在反省战争，一定有人热爱和平。……非常希望日本人也看这部影片。这与以往的中国的电影不同，我想描写的是普通的日本人。”

　　另一方面，文章还引用了一位官员的观点：“除了玩弄战争以外，没有什么禁区。描写什么、怎样描写要尊重作者的意思。思想解放已经30年了，《南京！南京！》是一部有着公正世界观的电影。”同时，一位日本通也对此表示赞同：“战争已成为遥远的历史，在年轻人领导电影界的今天，用新的视点来描写真实的时代到来了。”

　　《读卖新闻》还将此片解读为“民意的多样化，超越被害者视角的战争观诞生了。”(6月10日《读卖新闻》)

　　尽管日媒对于中国媒体中批判的声音也有所反映，但仅仅只是以“美化日本人”、“美化日本”、“亲日”等词一笔带过。或者稍作解读：“不满主要来源于在电影中善与恶，战争的胜利者与失败者并不明确。”与支持声音的报道力度相比有关批判的声音的介绍显得十分微弱。

　　从以上的报道中，我们不难看出，日本主流传媒的报道焦点集中在赞许某些中国人以新思维的历史观去解读战争——即日本兵也有人性，他们是军国主义的牺牲者，战争双方都是受害者。换句话说，它们十分欣赏《南京！南京！》 “新的历史评价”之征兆。

　　间接否定“大屠杀”

　　第三个关键词是“南京事件”。

　　在提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时，日本主流媒体采用的概念是“南京事件”，或“所谓的‘南京屠杀事件’”，而不是“南京大屠杀”。

　　《产经新闻》在前述“重新评价南京事件的征兆？”一文中就清楚指出：“南京事件是1937年12月，日本攻占当时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时，杀害众多军民，并疯狂强奸、掠夺的事件。中国叫做‘南京大屠杀’，认为死者在30万以上。中日之间对此存有争议。”

　　同样的，《朝日新闻》也强调两国之间存有的争议，它写道“1937年12月，日本军攻占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俘虏中国人，屠杀许多市民的暴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裁判(东京审判)以及BC级战犯法庭对责任者进行了审判。中国政府称死者达30万人。但对于死亡人数及被害情况，历史学者间仍存有争议。这也是2006年中日共同研究的焦点之一。”

　　第四个关键词是“促进相互理解”。

　　5月15日的《朝日新闻》借一位“日本通”之口说：“通过争论而看清历史，这部电影或许可以成为中日相互理解迈出新的一步的契机。”叙述更为直白的是前述《读卖新闻》题为“日中双方的视点／肯定评价——促进相互理解的契机”的报道：“作为一部电影，我们不能期待它可以立即消除相互理解的障碍，但至少为双方面对面交谈提供了一张谈判桌。”

　　至于 “相互理解”的障碍物是什么，如何看待日本教科书事件、靖国神社问题对“相互理解”所造成的障碍，日本传媒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

　　从日本主流媒体对这四个关键词的报道中，不难看出他们喜闻中国年轻一代的导演对于“南京事件”有新的历史认知，并期待中国人的史观有进一步的变化。尽管如此，日本国内也有一些媒体对此片仍感到“美中不足”，理由是片中仍不乏屠杀场面和残酷的镜头。6月18日的《周刊新潮》和6月21日的《产经新闻》甚至有文章将此片定位为“反日电影”乃至“有史以来最恶劣的反日电影”。其弦外之音是，只是一改过去的基本原则但仍保留部分残暴镜头的“苦心”策划，未必就能轻易赢得日本的票房。

　　总体来讲，日本主流媒体的基调还是给予此片以热烈的掌声和支持。一句话，不谈侵略战争的本质，不谈日本兵在战场中怎样从“人”变成“鬼”，而是塑造与突显侵华战争中个别日本兵的“人性”与“被害”，也许正是某些日本媒体高度关注此片及存有好感之原因所在。(孙晓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