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5月31日电 香港《文汇报》30日刊出署名文章说，香港特区政府高官日前带头减薪，是承担落实公仆责任，推动政府职能与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崭新起点。香港贯以高薪养廉，公务员高薪及高福利制度与市场平均分配机制脱节，且尚未建立科学的、市场化的调节机制。因此，公务员薪酬体制必须以时俱进、尽快加以改革。

　　文章摘录如下：

　　全球金融危机持续蔓延，香港经济受外围市场疲弱的影响，继续恶化，仍未见底。截止目前，失业率已达到5.3%，GDP收缩7.8%，全年预测将收缩5.5%-6.5%(远超过预期)，面对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5月19日香港特首曾荫权先生宣布：“将带头减薪，与民共度时艰”。这是香港政府树威立信的务实姿态，更是问责高官们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官员应与市民共度时艰

　　首先，众所周知，公务员团队是服务社会，服务市民的公仆。因此，政府官员的表现，代表一个社会的形象。曾荫权率特区政府高官带头减薪，是社会承担的表现，开了个好头，有助改善香港问责政府的公众形象，并进一步提升特区政府的社会满意度和支持率。且较之早前有关“高官减薪，对改善经济帮助不大”的言论，已显得高明、务实和积极。

　　从现实和长远的社会与经济利益而言，在全球金融危机肆虐的今天，此举既展现了政府高官的政治务实与成熟，也展现了政府高官们团结一心、真诚服务社会、与民共度时艰的承担姿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二，特首及政府问责高官带头减薪，给市场传达出一个明确的度危信息，全球经济继续恶化，香港经济最坏的时刻仍未到来。政府高官倡导减薪节流的行动，表达了香港政府将与民齐心协力、共克危难的信心与决心，体现特区政府的思想境界进一步提高，管治理念也更趋务实、成熟和注重效率。因为，高官减薪，减多减少是能力问题；而减与不减则是角色定位、思想态度和服务境界的问题。

　　第三，高官带头减薪，将对全社会产生积极而良好的示范效应，有助带动香港18万公务员队伍、公营机构和其它领域的整体减(冻)薪度危行动。有助稳定市场情绪，平衡社会压力，进一步提升社会资源运营效率。

　　本轮金融危机的快速深化，使香港金融、建筑和服务行业深受重创，减薪裁员潮汹涌泛滥，至今已有近30万人失业。因此，港府高官带头减薪，也是积极问责的表现。有助安抚社会积怨，稳定市场人心，凝聚抗危斗志。

　　有助推动公务员薪酬改革

　　第四，特区政府有责任全面推动香港公务员薪酬制度的改革，努力增收节支、开源节流，以促进香港财政的积极转型和健康发展。众所周知，香港财政属典型的“吃饭财政”，30%的纳税人要供养近70%的人口，财政支出的70%为人头开支，18万人的公务员队伍人头开支庞大，且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支出庞大，社会“派糖”期望较高。

　　香港贯以高薪养廉，政府现有新酬制度延续港英时期的旧有机制，且受基本法的保护。公务员的高薪及高福利制度与市场平均分配机制脱节，且尚未建立科学的、市场化的调节机制，拉高了社会商业成本，形成“三高”环境(高人工、高地价、高成本)的重要诱因。

　　例如：香港特首现时月薪为37.19万港币；各问责局长和政务、财政、律政三司司长月薪也在29.81万至33.06万港币之间，约为现时商界普通白领月薪的10倍和香港低收入阶层平均水平(月入1万港币以内)的30倍以上。以致压缩了政府发展经济的资源投入，财政支出的缺口和压力日增。且严重扭曲了市场劳务分配的定价机制，当经济危机来临，市场激烈波动，私营机构迅速收缩，税收大幅减少，而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仍旱涝保收，易引发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

　　因此，公务员薪酬体制必须以时俱进、尽快加以改革。问责高官的一致减薪行动，应成为推动香港财政体制改革和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的突破口。

　　第五，政府有责任促进香港全社会尽快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市场化薪酬调节机制，以降低和平衡整体商业成本。香港80年代后，制造业北移，经济格局单一，现以金融、物流、商贸、旅游等服务业经济为主。因此，本地经济受外围市场和国际经济周期波动影响较大。

　　迅速建立起科学的、市场化的薪酬分配与调节机制，能有效降低政府的制度成本，并帮助各行业较好地控制商业成本，能及时因应市场的变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降低消耗，提升资源运营能力和效率，并能全面增强抵御经济危机冲击的能力，从而进一步培养和提升香港的核心竞争力。以确保香港经济和社会长期、持续、健康和稳定的发展。

　　由此可见，曾荫权率政府高官带头减薪，是问责机制的一大进步，更是承担落实公仆责任，推动政府职能与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崭新起点。(马建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