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之后,台湾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北京和华盛顿关系取得了重大突破,台北和华盛顿断交。其间的一些历史事件,至今依然令人充满好奇和津津乐道。
前不久,在台湾纪念蒋经国百年冥诞期间,笔者专门造访了曾在蒋经国身边工作、直接目睹这一历史过程的宋楚瑜。他谈到了很多细节,其中有不少是鲜为人知的,相信有助于人们更清楚地了解美国与台海两岸之间的那段历史。
一边与大陆谈建交,一边安抚台湾
1970年初,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就开始出现微妙变化,美国告诉台湾,第七舰队不再巡航台湾海峡。1974年,宋楚瑜正式担任台湾“行政院长”蒋经国的秘书,看到美方在没有事先知会情况下,就把驻扎在台的U2、两个F4中队撤走,更把部署在台南的核子装备撤走。
当时的美国“驻台大使”是马康卫,他求见蒋经国时,主动提及美方训令,就是对台军事协助将降低。当时很多迹象显示,马康卫极有可能是最后一任“驻台大使”。宋楚瑜回忆说,这位“大使”每次求见蒋经国,所传递的信息,一是在军事上逐渐与台北切割,二是反复强调会信守对台湾的承诺。两人之间的每次谈话,内容和气氛只能以“怵目惊心”来形容。
其后,美国发生“水门事件”(水闸门事件)。台湾作出评估,认为美国可能会推迟与中国建交。此后,尽管美方不断重申和强调不会“牺牲台湾利益”,与台湾“‘断交’的时候还没有到”,但台北高层已不再对台美关系感到乐观。为此,台湾“外交部”研拟出十种应变方案,都是极为机密的文件。后来,蒋经国当选“总统”,赴“总统府”就任,他从“行政院”带走的唯一一份公文就是这个应变方案。
台北当时掌握到一个情况,就是邓小平复出之后,美方派人与邓小平会面。后来,邓小平在跟美国媒体吹风、谈话时,非常不满地说,美方跟他提出的建交条件,就是形式上的交换,即在北京设大使馆,在台北设办事处。邓表示不能接受这一点。但美方后来否认说,并没有人跟邓小平讲过这样的话。
当时,台湾资深“外交官”周书楷有句名言:“没见到棺材,绝不能流泪”。也就是说,虽然台湾对这些都了然于胸,但绝不能自认或接受“断交”以及主动承认客观现实。可是,也因为如此,台湾方面无法针对“断交”善后事宜,事先向美国提出条件和看法。
1978年12月15日晚,早先研拟的应变方案终于被拿出来讨论,也就是蒋经国从“行政院”带到“总统府”的那份文件。根据宋楚瑜的回忆,蒋经国的一段讲话被概括为五句话(即五点声明),并用五个英文字来描写,那就是:“事实基础”(Reality)、“持续不变”(Continuity)、“安全保障”(Security)、“法律基础”(Legality),最后就是“政府关系”(Governmentality)。
面对“外交”变局,台湾改变思路
面对这样巨大的变化,蒋经国深知,在惊涛骇浪中唯有另起炉灶、另建管道,方能累积能量,储备战力。他不愿完全倚靠蒋夫人和孔家的“中国游说团”,而是组建一支年轻且强而有力的组织,对美国各州议员、美国国会议员、甚至是议员的助理,都一一进行游说,终于使台湾省与美国很多州建立了姊妹关系,让各州通过“保障台湾人民安全”的提案。虽然这些提案无法律拘束力,但却是一种“道义宣示与主张”。
在台美关系的变局中,蒋经国坚持几点立场:第一是重大原则立场绝不改变,“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和反对“台独”;第二是必须让台湾民众心安;第三是不能感情用事,要在了解台湾内部和国际局势后,争取时间加快自身发展,那就是“两个面向”:“经济提升”与“民主进步”。这基本上已迥然不同于蒋介石“武力反共”的方向,是一项重大的政策调整。
蒋经国一生最喜欢的汉字,就是挂在他办公室里的那个“忍”字。面对美国与中国大陆建交的现实,台湾应该如何借由制度的渐进转变,让台湾在未来两岸关系中“立于不败之地”,一直是蒋经国高度重视和关注的事。许多相关的决策,他亲自操盘,目标与步骤都很明确。
在里根担任总统时期,很多人认为他会对台湾友好,因为里根在卸任加州州长后不久,曾应邀访问台湾,与台湾领导人建立了不错的私人情谊。因此,他当选总统之后,蒋经国私下派宋楚瑜前往华盛顿恭贺。当时,接见宋楚瑜的是内定为国家安全顾问的理查德·阿伦,宋楚瑜向他递交了蒋经国亲签的信函,提出台湾希望购买F16战斗机。但是,直到蒋经国辞世,美方始终没有任何回应。
宋楚瑜说,蒋经国当时很清楚的是,即便美国总统个人与台湾友好,也不见得可以做出对台湾“友善”的决定。社会出现了要求开放大陆探亲的声浪,两岸问题已不只是军事问题,因为已经衍生到社会层面。蒋经国决定朝对大陆开放的方向前进,就是在此时酝酿的。
(摘编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作者:陈子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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