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15日电 香港《文汇报》15日刊出署名文章说，山东济宁要建“中华文化标志城”，让众多全国政协委员持续反对。“标志城”能否代表“中华文化”？山东济宁想要通过建造中华文化标志城，最终把中国人的信仰问题给解决，是否可行。

　　文章摘录如下：

　　印象中，好像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建设项目会引起如此多的全国政协委员的如此关注，也从来没听说一个地方建设项目会让这么多全国政协委员持续反对。

　　反对理由充足

　　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家瑶连夜起草紧急提案，对山东济宁要建“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表示反对，吁请重新论证，获得了100多名委员的联名支持。

　　一年过去，这一百多名政协委员的提案显然无法挡住一个宏大项目前进的步伐。不久前，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国家发改委的一份通知，其中明确要求山东：“在完成主建区创意征集和充分做好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落实好建设资金，待相关条件具备后，再适时启动项目建设。”于是，一些全国政协委员对此很不满意，在今年两会上递交提案继续“反对”(新闻见2009年3月12日《中国青年报》)。

　　那么这些全国政协委员为何要与山东济宁“过不去”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张廷皓就认为，“做遗址保护可以，但它们怎么能代表中华文化呢？”张廷皓还说，“我对‘城’有很大的意见，这个地方原来就是遗址、古城，你现在弄个城，无非就想把遗址和外界隔绝起来，这是不合适的。”

　　“城都被叫滥了，到处都是，我在街上看到招牌，还有裤子城呢。你为什么一定要取这个名字？咱们就用一个最普通的说法，叫保护区，就是邹鲁文明的保护区。”和很多专家学者的意见一样，他认为“中华文化标志城”无法作为中华文化的标志。

　　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包明德称自己在2008年对200多位专家、学者和作家做过访谈，“他们大都认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一定要审慎”。此外，这一年里，他还在五个省区做过调研，发现到处弥漫着一股大型工程建设热，把发展文化曲解为建设大项目，诸如“塔”、“门”、“宫”、“庙”之类，各地几乎都有。

　　“看上去富丽堂皇，里面却没有鲜明的文化信息，有的甚至还供着财神爷，活跃着算命先生。”包委员批评说，“这是典型的重名轻民、重形象轻民生的形象工程。”他坚持认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构想就是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产生的。

　　建“城”信心十足

　　我们知道，早在一年前，也是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尽管有一百多位政协委员和互联网上的众多网友极力反对，作为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张振川也还是表示：“允许有争论，但是标志城肯定要建。”而这种“肯定要建”的意思，一年来通过各种渠道也一直向外界传递着。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当地领导对建这座耗资巨大的“标志城”的信心为何会如此十足又如此坚定呢？原来，有人要建这样一座所谓“标志城”，并不单是如人们所说的为了地方能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而是还有一些“宏大誓愿”。

　　中华文化标志城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对记者侃侃而谈他“从黑格尔读起，一直到为东方哲学的博大精深所着迷”。我不明白的是，既然一张口就要传播中华文化，传承民族文化传统，为何就不能把托着的“一杯卡布奇诺”换成“一杯中国茶”呢？

　　中国有13亿人，具体到底有多少人知道“卡布奇诺”这个名词，我不知道，但我有理由相信中国很多人应该不知道也更没喝过这种意大利咖啡。然而，可能没人相信，正是手上托着一杯卡布奇诺的人在不遗余力地要建所谓的“中华文化标志城”。这是很奇怪的事。不过，这里一定要申明，本人绝不反对一个喝茶的中国人喝卡布奇诺，只反对开口闭口要“传播中华文化”的人自己却在“西化”。

　　为了解决信仰问题？

　　当然，上面所言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位副主任还有着极强的“责任感”，甚至还存在类似我们过去那种要解放别人的思维。相关报道告诉我们，大约是因为这位副主任通过读黑格尔，看到了“西方哲学使人悲伤和疯狂，西方宗教的个体存在性和差异性，导致了人们骨子里的焦虑”，看那意味，彷佛西方人比东方人过得要痛苦得多。

　　于是，这位副主任就认为“中华文化标志城最终要解决的是信仰问题”。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宏愿，据说是缘于现在学术界有一个现象，这就是从20世纪以来，面对西方现代文明，我们的国人，尤其是一部分知识精英开始迷惘，甚至对中国文化、儒家理念提出质疑。但是质疑的结果呢，竟是“引导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思潮试了一批又一批，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新闻见2008年3月11日《郑州晚报》)。

　　原来，一个小小的山东济宁，想要通过建造中华文化标志城，最终把中国人的信仰问题给解决。这不能不令人感慨。你说，如果建一座什么城就能解决十几亿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别说是需要300亿，就是花3000亿，你还会反对吗？

　　可问题是你得拿出充分的理由让反对的人相信。先说有谁会相信，建一个这样的“城”就能解决十几亿人的信仰问题。不然，从过去的历史来看，那些并不比我们呆傻的西方人居然会想不到去建，居然要在那里“悲伤和疯狂”地去承受“骨子里的焦虑”。

　　更不明白的是，且不说如此一来，伟大的五四运动，还有陈独秀、胡适、鲁迅统统都要成为我们今天反对的对象，只说儒学在受到严重质疑之后，尽管试了一批又一批别的什么“思潮”都没能解决中国人信仰的根本问题，为何就不能再继续试下去？

　　儒学虽然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但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相当有限，尤其没有帮助中国人走向现代文明，这是不证自明的，也是很多国人之所以对儒学并不怎么感兴趣的最根本缘故。

　　如果儒学引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即使今天就是有人想抛弃也抛弃不了—就像你现在让西方人抛弃那些帮助他们走向现代文明的西方文化，他们会抛弃吗？既如此，即使现在回过头去重拾儒学，但它果真能解决现代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吗？(闵良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