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达尔文诞生两百周年，也是他发表《物种起源》的一百五十周年。达尔文提出的演化论学说，对欧西文化重心的基督教信仰，有基本思想上的挑战和启示，欧西学术思想界视为历史大事，也就有许多的活动，来彰显达尔文提出演化论对人类的影响。

　　达尔文自幼以对知性追求的坚持，也因着生命里一个难得机缘，参加了一八三一年的一次远航探险，“小猎犬号”的五年之旅，也成就了后来举世著名的达尔文演化思想。

　　达尔文虽是由大量哺乳类动物和植物、火山、化石及地质的观察记录报告和著作，逐渐产生他物种演化的想法，但是思想学术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影响因素，也确实影响了达尔文会由这些观察数据，归结出物种演化的想法，甚至以一个最适者生存的角度作来诠释。历史发展的偶然，是当时提出人口论的马尔萨斯思想，在那个社会经济思想的潮流中，达尔文也自承受影响以一个优适生存的角度入手，看到隐伏在纷杂物种背后的一个演化原则。

　　如果以更大的角度来看，达尔文出生的十九世纪初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虽然近代科学已然成形，但是英国还是以宗教信仰为主要的社会氛围，在当时那个基督宗教思想的禁锢中，一种对宗教宰制的反动气氛，正提供达尔文演化论脱出的一个契机。达尔文虽然没有立即成为时代英雄，但是到一八八二年逝世之时，他的演化思想已经在生物学中占有一席地位，也使他得以在伦敦的西敏寺，葬在牛顿之侧。

　　其实在达尔文去世迄今的一百二十七年时间中，他的演化论在生物科学中的地位亦起落浮沉。上一个纪念他诞生百周年的二十世纪初，遗传学和染色体的发现，使得遗传实验学者认为，如果靠改变生物内在遗传物质便可以改变生物特性，那么天择和适者生存的演化便失去了决定诠释地位。

　　如果再看更晚五十年，《物种起源》发表一百周年的时代，“分子生物学”的强大生物遗传结构能力，使得建立演化论博物学家的田野工作价值，被实验室工作取代，而冷战时期苏联“李森科主义”所倡导的遗传学的社会条件影响，也引起当时生物学界在分子生物、族群基因和生物体经历的竞争和天择三个层次，去认同演化的意义，而再造现代达尔文主义。

　　由这过去一百多年达尔文演化理论所面对的历史场景，便可以看出来，历史背景其实造就了科学思想的社会文化意义，客观的证据数据，还是要由主观价值决定其最后意义何在。由这角度来看，也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达尔文的演化论，在我们的文化中激不起什么涟漪的道理所在。

　　其实我们记诵由达尔文演化思想而来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主要是出自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而这个思想之所以在我们文化中烙下印记，主要还是与我们二十世纪初期身处一个屈辱衰败的境遇有关，“优胜劣败”正好满足了我们自十九世纪因拒斥西方新知科学而遭击溃羞辱的心理需要。

　　而今日欧西学界，尤其是在美国，达尔文的演化论又被置放于一个社会文化的场景中，以达尔文演化论的真实洞见，去对抗近年在美国文化知识界依然引起争议的神创论浪潮。

　　如果回顾过去，我们是如何毫不费神地就接受了达尔文的演化论，也从来不感到文化基本信仰价值受到任何挑战，便可以知道，面对这一场由欧西学界而来的纪念达尔文演化论的文化庆典，还需要有文化内里的思辨，才能够避免成为又一场疏离文化根源的表面仪式。

　　(摘编自台湾《知识通讯评论》月刊七十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