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31日，这是20世纪40年代的最后一天。此刻，在台湾中部秀丽的日月潭畔，古木掩映的涵碧楼中，刚从大陆败逃来台的蒋介石与儿子蒋经国正在登楼眺望。但此刻蒋介石无意于山水之间，而是在思考到台湾后怎样收拾残局。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宣布，他在台湾恢复“中华民国总统”的职务。蒋介石复职后的迫切任务，便是安定内部。在新的人事安排中，蒋介石确立了一条原则，那就是确保蒋经国的地位稳固、顺利迁升。依照这一原则，蒋介石任命陈诚担任“行政院长”，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三军高级领导人也同时易人。

　　一切任命完毕后，蒋介石给蒋经国留下的位置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一职，这一官衔虽然不高，但他交给儿子的权力却超越三军统帅，即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对大陆游击活动的派遣和指挥”。蒋介石觉得这还不够，便又在“总统府”里设了一个“机要室资料组”，也让蒋经国负责，“举凡一切党政特务机构，统归其管辖、指挥”。这样一来，逃到台湾的一大批国民党元老如何应钦、阎锡山、陈果夫、陈立夫、顾祝同、白崇禧等纷纷遭到贬逐，台湾又成了蒋家的天下。

　　新的人事安排大体就绪后，蒋介石就腾出手来，整顿社会秩序。为了防止共产党的渗透，他提出“保密防谍”的口号。在此口号下，出动大批警察、宪兵、特务、军队，开始了大逮捕、大屠杀。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勿论。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了海南岛和舟山群岛，这等于割断了台湾的手足。解放军的下一步，必将是渡海解放台湾，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既定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又一次陷入混乱。5月16日，蒋介石为了给部下鼓气，发表了一篇题为《军人魂》的演讲，重弹“革命军人”“不成功便成仁”的老调，声言台湾一旦陷落，他决定以身“殉国”。

　　在蒋介石的带动下，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了宣誓仪式，“宣誓效死，确保台湾”。于是，各级党部也纷纷效尤，进行“宣誓”，发誓“以死保卫台湾”。为了“保卫大台湾”，蒋介石下令，沿海加建碉堡防御工事，组织防空演习，组织训练民众，整个台湾岛上闹得沸沸扬扬，鸡犬不宁。

　　1950年6月25日，蒋介石正吃早饭，蒋经国十分欣喜地进来向他报告，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一听，高兴得眼泪直流。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基于形势的变化，放弃了式力解放台湾的计划。蒋介石避免了灭顶之灾，在惶惶不可终日中度过了危机。二

　　蒋介石在台湾站稳脚跟后，一心要把权力传给儿子蒋经国，特别是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种愿望愈是迫切。还在1950年时，蒋介石就宣布改组国民党方案，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由16名委员组成，40岁的蒋经国跻身其中，为众所瞩目。

　　但蒋介石知道，蒋经国年纪轻，阅历尚浅，因此，一些重要的部门，仍让一些有能力、可信赖的老一辈人物帮助治理，但对一些不服蒋经国、与蒋经国有隙的人物，蒋介石则坚决除掉。1952年，蒋经国与“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发生矛盾。因蒋经国操纵特务，常常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任意捕人，甚至连县、市议员也随意捕拿，吴国桢身为“省主席”不得不出面干预，造成对立情绪。另外，吴国桢对于蒋经国的特务经费开支，往往不客气地予以拒绝，这样矛盾越闹越深。蒋介石知道后，“爱子之心，胜于爱民”，坚决站在儿子一边。他甚至派人将吴国桢小汽车的轮子拧松，蓄意谋杀吴。吴国桢一怒而远走美国。结果，蒋介石为儿子除掉了一个劲敌。

　　不久，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因反对蒋经国在部队设立政工制度，孙蒋矛盾激化。在冲突中，蒋介石再次偏袒儿子，于1954年6月，先撤掉孙立人陆军总司令之职，再借其部下“兵谏”之事，提出“孙立人兵变案”，将孙立人软禁，这样，为蒋经国扫除了又一个强硬的政敌，为蒋经国的顺利升迁扫清了道路。

　　蒋经国的势力一天天膨胀，逐渐控制了岛上各个部门的实际权力。但蒋介石并不急于马上委以重任。“行政院长”和“副总统”仍然是陈诚，表面上，陈诚是台湾岛上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实际上，“上焉者，处处要请示蒋先生，下焉者，要向经国低头”。陈诚也颇“识时务”，他多次向蒋坚辞“行政院长”之职，但蒋介石总是以“国难未纾，仔肩益重”为由，不让陈诚辞职。到了1963年，陈诚又一次辞“行政院长”职，而且态度十分坚决，蒋介石考虑良久，才予批准。但蒋仍然认为蒋经国上台的时机不成熟，因此推出“财政部长”严家淦，让他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选择严家淦，是因为严为人谦和没有野心，这是蒋介石为儿子选的一个新的陪衬人物。

　　蒋介石在一心栽培儿子经国的同时，为了巩固国民党残余“政权”的统治，搞“反攻复国”，在台湾发展经济方面也下了些功夫。从1953年开始，连续实行了为期四年的“四年经济建设计划”。1960年1月，又指示陈诚制定了《加速经济发展十九点计划》、《1961年至1964年的第三期四年计划及长期经济建设纲领》等。

　　在经营台岛的建设计划中，搞了一些令人瞩目的重要工程，如石门水库、台中港、石油化学工业建设，南北高速公路、高雄大钢厂等。为了加快经济建设步伐，蒋介石指示修改有关经济法令和规章制度，调整赋税、鼓励投资等，这些都为台湾经济的起飞起到了一定作用。蒋介石统治的台湾，这是自1950年以来他少有的舒心的时刻，蒋介石的脸上也露出了少有的微笑。

　　20世纪70年代，台湾上空又开始聚集起重重乌云。1970年10月，加拿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断交”；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1972年9月25日至29日，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华……一个个打击接踵而至，一个个坏消息联袂而来,蒋介石比当年丢失大陆还要伤心。他吃不安、寝不宁，不由惊呼：“这世道变了!”

　　蒋经国此时已任“行政院副院长”，“院长”严家淦有职无权。1972年5月，第五届“国大”召开，蒋介石当选为“总统”。严家淦即递上辞职书，蒋介石当即批准，并给“立法院”送去一个咨文说：“行政院长严家淦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兹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长。”

　　老蒋之心，“立法院”早巳洞悉。六天之后，“立法院”以381票的最高票，将蒋经国顺利地推上了“行政院长”的宝座。然而，蒋介石对台岛的未来并不乐观，国际关系上所出现的一系列风云变幻一下子击倒了这个86岁的老人，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一天不如一天。

　　还在1972年3月，蒋介石就做了前列腺手术，并由此转为慢性前列腺炎。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的第二个月，即1972年7月，蒋介石先患感冒，而后引起肺炎，于是进入荣民总医院，从此，蒋介石的健康便一蹶不振。

　　1973年元旦，病中的蒋介石照例发表致同胞文告。10月10日，“双十节”，他又照例发表“国庆”文告。在这些文告中，仍然表示其反共的态度决不改变。蒋介石住院期间，对外高度保密，为的是让蒋经国接班有更充分的准备时间。

　　1974年夏天，蒋介石的病情一度好转，他每天可以在花园散步。但到年底，台湾发生流行性感冒，蒋介石偶感风寒，再度患感冒而转为肺炎，身体虚弱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1975年1月9日，蒋介石在睡眠中发生心肌缺氧症，虽经抢救转危为安，但由于肺炎未愈，不时发烧。3月29日，蒋介石病情转危，高烧不退，他自知年事已高，多病并发，不可能治愈了。于是，他让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秦孝仪拿来笔和纸。他口授遗嘱，让秦孝仪记录，后由宋美龄、严家淦、蒋经国等签字。

　　蒋介石口授完遗嘱，喘了一会气，又说：“我死后，将灵柩暂厝慈湖，那儿风景好，很像我们奉化老家。”说到这里，蒋介石闭上眼睛，再也不说话了。大家知道，此时此刻，蒋介石是在强烈地思念自己的家乡奉化溪口，那古木参天、危崖耸立的武岭，那流水旋洄、游鱼可数的剡溪，如一幅幅立体画面，在蒋介石眼前出现，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了。

　　蒋介石一生喜爱他的家乡，他前后三次下野，都跑到家乡躲起来，在山环水抱的故里盘算东山再起。蒋介石在败逃台湾时，与蒋经国一起曾登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半晌无语，心中充满了无限留恋。而现在，他死在台湾，柩浮厝，可谓死而有憾。

　　4月5日下午，蒋介石病情恶化。晚8时1刻，脉搏突然转慢，医生当即施行心脏按摩术和人工呼吸，然而效果已不佳。这天夜晚，台北上空，雷电交加，大雨倾盆。延至晚11时50分，蒋介石在宋美龄与蒋经国的哭泣声中溘然长逝，终年89岁。蒋介石死后两小时，台湾“政府新闻局”发布死亡公报，明令从4月6日起历时1月为“国丧”期。

　　4月9日，蒋介石遗体停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供民众瞻仰遗容。数日内，约有250万人进行了瞻吊。16日8时5分，进行追悼和安厝仪式，蒋介石遗体身着长袍马褂，上面覆盖着青天白日旗。仪式后，依照蒋生前的嘱咐，其灵柩移厝距离台北市60公里处的大溪镇福安里村“慈湖”。

　　(摘编自澳门《新华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