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1日电 香港《大公报》1日刊出署名文章认为，以“超主权储备货币”来告别美元时代的构想，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但考虑到中国自身汇率制度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改革均非短期内所能实现，告别美元时代恐还为时过早。

　　文章摘录如下：

　　近段时期，美元再成全球热门话题。

　　3月18日，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发布政策声明，宣布将在未来六个月内买入总额为3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受此消息影响，美元指数创下了自1987年8月25日纽约股市崩盘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市场对弱势美元卷土重来的忧虑随即催生了作为“避风港”的大宗商品市场再度兴旺。

　　对于拥有近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而言，尽管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此举压低了美债利率、抬升了美债价格，使得中国七千多亿美元的国债投资重获喘息时机，却也导致了中国政府拥有的另一部分美元资产面临持续缩水的危机。

　　跳出“特里芬悖论”怪圈

　　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的《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反映了中国政府现阶段对美元资产越发感到“烫手”。该文中有一点备受关注，即周小川代表中国提出了特别提款权(SDR)的转型议题。

　　促使周小川提出SDR转型问题的，乃是经济学中有名的“特里芬悖论”。特里芬是美国经济学家，他指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我们知道，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需要提供足够规模的流动性以润滑和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美元流动性扩张的同时，美元币值保持稳定的目标又注定难以实现。用周小川的话来说，就是“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

　　所谓“特别提款权”，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69年8月创立、为补充国际黄金储备、面向成员国发行的一种储备资产。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SDR并未就此消逝。今时今日，SDR已逐渐演变成为覆盖四类主权货币、以“一篮子”货币作为计价基础的记账单位。SDR并不能直接充当成员国之间进行贸易结算的货币工具，却可在成员国和基金组织间按一定比例折算成可自由兑换的外汇，从而间接实现国际支付、平衡国际收支的功能。

　　周小川提议将SDR转型为“超储备货币”，试图跳出“特里芬悖论”的怪圈，打破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一枝独秀的现状，告别中国政府长期被庞大美元资产所“绑架”的时代。其主要构想包括：建立起SDR与其它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直接使用SDR计价；创立以SDR计值的有价证券等资产，赋予SDR保值增值的功能，增强SDR对各成员国的投资吸引力；完善SDR的定值和发行方式，以各国GDP为关键指标，革新SDR“一篮子”主权货币的参考标准。

　　尤其针对最后一点，中国政府借此表达了将人民币纳入SDR“一篮子”主权货币的期望——仅就GDP总量而言，中国在2008年已成长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而从中国自身的汇率政策以及IMF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出发，中国告别美元尚需很长一段时间的努力。

　　汇率政策短期难改变

　　中国央行目前采取的是以“一篮子”货币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中国政府需要力保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以最大限度挽救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的出口行业。因此，人民币汇率在当前的形势下不太可能做出大幅度升值的“牺牲”。

　　只要人民币还没有完全实现可自由兑换，那么，将庞大的美元资产按一定比例置换成IMF成员国内部的SDR份额，所形成的SDR储备依然摆脱不了贬值的宿命。当然，从资产风险的角度来衡量，覆盖多种主权货币的SDR储备与中国当前拥有的美元资产相比，无疑具备明显优势。不过前提必须是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而这显然需要时间。

　　中国要想告别美元时代，改革IMF势在必行。

　　二战过后，随着美国军事、经济实力的勃兴，美国在各大经济组织中的地位至今无人望其项背，就IMF而言，自然也不例外。要想取代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需要IMF内部成员国85%的支持率。

　　问题是，美国目前掌握着IMF17%的话语权，如不打破现状，不提高新兴国家在IMF的份额以变相削弱美国的话语权，那么，“超主权储备货币”要想付诸现实终将是遥遥无期的。

　　改革IMF非一夕之功

　　此外，如不提升IMF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地位，其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将相当有限。而亚洲金融危机时期IMF“趁火打劫”，救助新兴经济体时提出市场准入等要挟条件的“劣迹”至今还令某些国家记忆犹新，要想在国际形象上彻底改观也需要时间。

　　总而言之，中国提出以“超主权储备货币”来跳出“特里芬悖论”的怪圈、告别美元时代的构想，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但考虑到中国自身汇率制度以及IMF的改革均非短期内所能实现，现在就急于告别美元时代恐怕还为时过早。对此，我们理应有足够清醒的认识。(蔡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