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4月1日电 香港《文汇报》1日刊出署名文章说，中国需要至少两个国际金融中心。从长远的战略的观点来看，有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对中国比较有利。

　　文章摘录如下：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认同，“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这说明香港将不是中国唯一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也将成为媲美香港的金融中心。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经过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最严重金融危机的洗礼，中国将成为世界强国，已是不争的事实。一个大国或强国，到底需要一个，还是多个国际金融中心，并无定论。

　　美国经济总量仍比中国大得多，但只有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当然金融业务是广义的，除证券外，还包括外汇、黄金、期货、债券和其它商品，美国的上述市场也不都设在纽约。但对美国而言，基本一个就够数。

　　上海与香港可形成优势互补

　　对中国来说，可能需要至少两个。据笔者分析，原因或许是多方面：

　　香港与内地的货币政策难以协调。例如：2005年人民币改与一揽子货币挂钩，香港却不去研究对港币的影响。又如在金融爆煲前，为了应付通胀、内地加息，香港却追随美国不断减息。

　　香港与内地的金融安全和利益的观念不完全一致。例如，多年前香港就要求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但却不考虑人民币大进大出对内地经济活动的影响。又如当年港股直通车，也未顾及内地股民隔山买牛的投资风险。

　　内地的金融监管体制在相当程度上借鉴香港经验，但香港却不断求变，囫囵吞枣地引进未必切合香港的东西，面对西方保障本国金融安全的措施却视而不见，拉开了两地的监管差异。

　　在金融危机中，香港出现了雷曼“迷债”、东亚挤提、汇丰配股等风波，政府也出现管治问题。

　　香港产业失衡，服务业比重过大，一个七百万人口的城市能否单靠金融业一枝独秀持续发展，是香港高度自治范围内有待论证但却尚未开展研究的命题，中国的“鸡蛋”不好都放在一个篮子内，有第二个篮子装着保险一点。

　　香港难与纽约、伦敦并称，但除IPO外，其余规模有所不逮，“纽伦港”是西方媒体给香港戴的高帽。例如金融写字楼，香港只是纽、伦的十分之一，但中环一带已无可供建设的土地，添马舰却用作政府总部而非办理金融业务的场所。

　　可能还有其它理由。对于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的设计师邓小平似乎是有预见的。1991年初他视察上海，对浦东开发有两点表示：(一)他后悔改革开放初期只把上海作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而没有把上海作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一样的经济特区。他认为，“上海开发晚了”，要上海努力干。(二)他认为，“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他强调，“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

　　邓小平说上述话时，1990年4月4日香港基本法已经通过颁布。第109条也明确规定，“香港特区政府提供适当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以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基本法是全国性的法律，中央保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立场不会改变。

　　从长远的战略的观点来看，有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对中国比较有利。中国在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其难度在于如何确保全国的金融安全，如浦东能成为一个单独关税区，则上述目标就容易实现了。

　　上述目标的实现，对香港也没有坏处，更是一种促进。持续发展中的中国经济，其金融业务由两个国际金融中心来做，也是做不完的。(宋小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