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30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30日刊文说,2008年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问新加坡30周年。中国和新加坡学术界围绕中国借鉴新加坡经验发表系列研究成果。其中有种观点颇引人注目,就是认为邓小平当年说借鉴新加坡经验是句客套话。如果我们认真考察邓小平关于中国学习借鉴新加坡经验的言行,就会得出结论:邓小平学习新加坡经验的论断绝不是客套话。
文章摘录如下:
2008年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问新加坡3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决策30周年。中国和新加坡学术界围绕中国借鉴新加坡经验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有一种观点颇引人注目,就是认为邓小平当年所说的向新加坡借鉴新加坡经验是一句客套话。
如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兼首席评论员阮次山曾说,中国方面一直以来便心存同胞情,宽待李光耀,不但礼遇有加,而且恭维有加,常称要学习“新加坡经验”,李光耀也常信以为真,经常向中国官员推销“新加坡经验”。中国官方的客气,宠坏了新加坡人。
“新加坡文献馆”网站中的文章《甭再提邓小平借鉴新加坡经验》更是明确指出,邓小平的一句客套话,不应该持续地被利用来肯定新加坡模式,“邓小平对新加坡的美言只不过是一句客套话,更没有必要30年不变的炒作”。
邓小平明确推崇新加坡经验,的确是从1978年访问新加坡开始的。1992年南巡时,他又说“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 。如果我们认真考察邓小平关于中国学习借鉴新加坡经验的言行,就会得出结论:邓小平学习新加坡经验的论断绝不是客套话。
历史场景的还原
1978年11月5日到14日,邓小平依次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邓小平出访途中开幕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印发《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等四份简报。可见,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是有着明确目的的,是有备而来的。
11月13日上午,邓小平参观裕廊工业园区。之后,在新加坡住房和发展局听取关于新加坡公共住房计划情况的介绍时,赞扬新加坡在解决住房方面所做的努力。邓小平登上这个局22层办公大厦的顶层,了望周围一幢幢新建成的公共住房。邓小平询问了新加坡每年住房建筑的总面积和其他有关问题。
与此前访问的马来西亚和泰国相比,邓小平对新加坡印象最深。这也可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此时间段关于三国的报道频次得到验证。
与马来西亚和泰国相比,不管是报道的频次还是报道的内容,中国官方的主要媒体对新加坡的介绍最详尽,也最全面。
中国新华社记者曾建徽、章蟾华采写了邓小平东南亚之行的特写,其中特别提到,新加坡在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和解决公共住房等方面的经验,都有可资借鉴之处。
新加坡发展旅游事业使之成为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引人注目的。这篇报道有关新马泰的内容,以新加坡的篇幅最长也最详尽。
可见,邓小平学习新加坡经验的论断是建立在对新加坡发展成就由衷钦佩的基础之上的。
并非见面时的恭维话
另外我们还要弄清楚,邓小平要学习借鉴新加坡经验的论断,并不是当着新加坡人的面说的,而是邓小平访新十多年之后,在中国国内说的。
邓小平访新结束之际,当时的李光耀总理又会见了他。邓小平感叹道,新加坡的改变实在太大了。邓小平表示,他一直希望在去会见马克思以前,到新加坡和美国走一趟。
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后,中国的新闻传媒开始把新加坡形容为一个花园城市,说其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都值得考察研究。
邓小平此次访新之后,其“新加坡情结”从未释怀。14年后,邓小平南巡时,又多次提到新加坡。在游览珠海市容时,邓小平情不自禁地感叹道:“珠海有点像新加坡了。”
后来,又发表了关于学习新加坡那段著名的话:“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邓小平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信心十足:“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北韩、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我们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借鉴新加坡经验的实践
客套话说过就忘,而邓小平却在一直实践着学习借鉴新加坡经验。
邓小平结束对东南亚三国访问回到北京时,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了四天。邓小平认为原来准备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他亲拟三页提纲,要求重新起草一个新文本。
1978年12月2日,邓小平约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等在家中谈话,谈讲话稿的重新起草问题。对重新写出的稿子,邓小平看后又谈了很多意见,邓小平特别举了新加坡的例子:新加坡月收人1500新币有权买房产,5房单位,70平米,花半年工资。那里的房租=工资15%(欧美日则是三分之一)。
2004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傅高义教授见到李光耀。李光耀告诉傅高义,1978年邓小平去新加坡时,惊叹新加坡的发展水平,新加坡的发展出乎他的意料。
他看到新加坡发展如此之快,意识到国内的体制需要改变。这条信息让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程中原也感到“很新鲜”,“先前我们无法得到这些信息” 。
程中原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邓小平在访问日本和新、马、泰诸国后对未来的设计思路变得开阔而具体了。
邓小平的此次访新,震惊于新加坡的经济发展,龙其是裕廊工业区的发展引起了邓小平的浓厚兴趣。邓小平希望工业园区的创始人、主管新加坡经济的副总理吴庆瑞访华,给中国经济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吴庆瑞辞去副总理之职后,中国国务院正式聘请他担任中国沿海开发区经济顾问兼旅游业顾问(1985年至1990年),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篇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利用外资与发展旅游业
李光耀曾说,邓小平“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 。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行动都可在这次出访中寻出源头。
在新加坡,邓小平了解到,外商在新加坡设厂使新加坡得到三大好处。他十分赞赏新加坡引进外资的成功经验, 决心把新加坡利用外资的这个“经”取走。
他说:“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
一个月之后,“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被正式写进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利用外资的政策得以确立。
邓小平参观裕廊工业区时,就详细了解了这一新兴工业中心的建设情况。中国也受此启发,在广东沿海地区建立了“特区”,邀请吴庆瑞做中国的经济顾问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要他对华南沿岸几个经济特区的发展问题,提供意见”。
邓小平访新之前,就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新加坡的旅游业的发达,表示要在旅游业方面赶超新加坡。
1978年1月,邓小平出访缅甸途中,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的程瑞声告诉邓小平,他曾经陪李光耀访问中国,在桂林游览的时候,李光耀对他讲,中国那么漂亮,如果把旅游好好弄一弄,一年至少可以创收外汇20亿美元。邓小平听后说:“好好地搞他几年,肯定能达到,还可以超过!”
1978年,邓小平结束对东南亚三国访问回到北京时,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了四天。邓小平认为原来准备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他亲拟三页提纲,要求重新起草一个新文本。
后来,邓小平在谈到经济建设方针时说,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又提出,发展旅游必须考虑城市建设的配套工作。新加坡的城市建设值得我们参考。公路搞立体交叉,可以搞两层、三层的。
新加坡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邓小平发出学习借鉴新加坡经验的论断也是发自内心的。当然,中国在学习借鉴新加坡经验的过程中出现一些偏差或问题都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视域中的新加坡经验,其具体内涵也是可以讨论的。然而,如果以此来断言邓小平学习新加坡经验的论断是一句客套话,则是草率的。
从1978年到1992年,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务实的邓小平绝对不可能将当初的一句客套话铭刻于心并付诸实践。(孙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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