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十九岁的张爱玲拖着行李箱漂洋过海来到香港，在香港大学求学期间，香港沦陷。对这段日子的记述，成了她自传体小说《小团圆》的开端。循着当年那个高挑傲气的女孩的足迹，“张迷”们走进港大校园，参加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二日题为“停不了的张力”的《小团圆》研讨会。历史与空间交错的魅力，就在这一刻令人着迷。

　　本次研讨会是《小团圆》出版后的首次专题研讨。由亚洲周刊与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联合主办，讲者分别来自两岸三地：亚洲周刊主笔、文化评论家南方朔，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欧梵，以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由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主持。

　　论坛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张迷”。港大三百多人的讲堂满座，文化人的身影点缀其间：香港文学专家小思、香港话剧团前任创意总监、话剧《倾城之恋》导演毛俊辉、著名编剧何冀平、哲学家陈鼓应等。

　　主持邱立本在开场白中说，张爱玲与香港有特别的缘分，而七十年代台湾的“张爱玲热”，则是由一位“香港仔”唐文标所掀起。他是培正中学毕业，留美数学博士，后去台湾大学任客座教授。他发动亲友在全球搜集张爱玲的旧作及资料出版，并发表重要评论，影响深远。

　　研究张爱玲二十年，中国“张学”权威陈子善首先发言。他并不认同把《小团圆》看成完全是张的“自白”，他认为，更准确定位应该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影射小说”。

　　对于陈子善来说，看《小团圆》有一个心理障碍，张爱玲写到的原型，他几乎都见过，比如张爱玲的姑姑、弟弟，他都有过或深或浅的接触。再看小说，就让他陷入一个两难境地：是相信小说好，还是相信日常体验？他承认，有索隐派已将《小团圆》中的人物与现实对号入座，发现竟然丝丝入扣，过瘾得很，比如邵之雍是胡兰成，比比是炎樱，瑞秋是张的母亲，九林是张的弟弟，文姬是苏青，苟桦是柯灵，燕山是桑弧等等，但是，凭借多年对张爱玲家族身世的研究，陈子善仍然一再强调，“不要中了张爱玲的圈套”。

　　他举例自己所了解的关于张爱玲姑姑的一件往事，与《小团圆》中所述确又偏颇，“小说是虚构的，这是前提，对号入座是非常危险的。张爱玲可以在一部小说里将生平往事信手拈来，随意地加上艺术加工，不落痕迹，而如果我们就真的以为这是纪实的，可能会中了张爱玲的圈套”。

　　陈子善提到张爱玲少年时阅读《孽海花》的一段经历，“她还在上海玛利亚中学读书时，弟弟介绍小说《孽海花》给她读，说‘我们的爷爷在里面’。小说里的庄仑樵，正是在写她爷爷张佩纶。”陈子善认为，《孽海花》中的影射手法给少女张爱玲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正如当时鲁迅对《孽海花》的评价：“描写未能尽实”、“形容时复过度”，全文无一不影射。从这个角度来看，“《小团圆》非常复杂，从不同角度都能自圆其说，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影射小说”。

　　陈子善认为，把张爱玲在《对照记》中对《孽海花》的评价略略改几个字，其实，恰好就是对《小团圆》一个最好的评价：“未必都可靠，除了小说必有的渲染”。

　　张爱玲在《半生缘》里有句很著名的话：“我们回不去了”。陈子善认为自己研究张爱玲也是这样，“我停不了了”。自从一九八七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旧报刊上看到张爱玲不为人知的小说《小艾》，他便产生了发掘张爱玲散佚作品的想法。多年一发不可收拾，陆续发掘了许多张爱玲湮没在故纸堆中的文字，包括中学时代的作文、小说以及英文散文，对有关张爱玲一切了如指掌，甚至被评论戏称作张爱玲文脉上的“未亡人”。

　　台湾文化评论家南方朔几乎是以一个张爱玲忠诚“粉丝”的面貌登场，话题一开始，便回忆起自己青年时代“迷恋”张爱玲的日子：“我是一九六零年代开始读张爱玲，那是台湾的苦闷年代，特别喜欢不容易看到的东西，记得台大图书馆有本《未央歌》，要排队借来看，排队要排一个学期。张爱玲也是一样。不过张爱玲在那个年代，有崇拜者，没有霸权性。”所谓没有霸权性，是说张爱玲还没有如今这样登堂入室的地位，“那时候有学问的人都说自己读《尤利西斯》，但都偷偷看张爱玲，风花雪月、男男女女，偷偷摸摸读，偷偷摸摸喜欢”。

　　南方朔说：“张爱玲家自己出过一整套私房书，我为了喜欢张爱玲，请朋友从有收藏的芝加哥大学印了一整套回来，花了好多好多钱。我为了了解张爱玲的家世，花大钱读了很多清朝的笔记小说。知道么？我们是这样崇拜一个人的。”头发斑白的南方朔在台上说起这些，透过厚厚眼镜片的眼睛都在放光，兴奋得彷佛回到少年时代。

　　正是南方朔最早把《小团圆》定义为一本中文世界少见的“自白”型小说，张爱玲当时急于与胡兰成口中的张爱玲传记撇清关系，写作的危机感很重，所以写得很快、很赶，“越到后面越直接，甚至都顾不得掩饰了，干脆就是在写自己”。他认为，这样的小说出来之后，研究张爱玲一定要往前大走一步，“从《小团圆》你可以看到，张爱玲作为一个作家真是有深度开发的潜力。一个作家的心灵有那么多原材料，一定会有个历史地位”。

　　和所有张迷一样，南方朔也毫不否认自己“恨胡”。“喜欢张爱玲，就讨厌胡兰成，人都是这样的嘛。”他觉得所谓“胡腔”，是一种万事万物皆“安稳”，岁月无论如何都“静好”的风格，极美，却极空洞；极空洞，又极美，是为“妖”。

　　而对张爱玲，“张迷”南方朔就没有那么苛刻了。无论《小团圆》中展示祖师奶奶多少阴暗性格，无论今后还将出土的英文自传小说还将挖掘出多少，南方朔都认为没有关系，还催促张爱玲遗产继承人宋以朗尽早统统公布：“你看到越多，她不堪的地方就会越多，但你就会不爱她了吗？当然不会啊。”

　　“为什么呢？张爱玲不是有句话么：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可惜的是，这慈悲全没有分给胡兰成一丁半点啊。南方朔也提到已去世的香港“大侠”学者唐文标对张学的贡献，而他也被张本人及张迷所讨伐。但其实他很迷张，但却批判张爱玲笔下的世界，这点应分开，不该一刀切。

　　相较于陈子善熟识《小团圆》里影射的众多人物，对许多张迷来说，李欧梵则有“吃了鸡蛋，还见到下蛋母鸡”的幸运。他是见过张爱玲本人的少数学者，尽管会面才匆匆的两个小时。在研讨会现场，著名编剧何冀平好奇地追问这次会面的情形。李欧梵描述，那次与张爱玲的会面，其实只是去接张到一个会议现场，短短十几分钟的路程却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李忆述，张爱玲是个极其敏感、极其认真的观察者，她会在路边突然停下看景，连一片树叶，她都有藏不住的好奇和惊异。这次会面后，虽然有段时间住得很近，他也不敢前去造访打扰。

　　李欧梵说自己对张爱玲的兴趣，与香港有关，那年他正写一部以《倾城之恋》范柳原为主角的小说，到香港踩点。当时被要求在香港文化界的游行横幅上签名，他立马写上“张爱玲到此一游”，有种被张爱玲“附体”的痴迷。令他感慨的是，几十年来，香港对张几乎是不闻不问的，而当电影《色，戒》二零零七年轰动影坛，连一直不重视张爱玲这个学生的港大，也开始声称要“拥有”张爱玲了。可是，当张爱玲变成“神话”流行之后，他却产生了另一种困惑，一些张迷变成黑白两分、不容任何批评的拥张派、“武断的张迷”，这不利于对作家及其作品的开放式研究。

　　李欧梵认为，张爱玲文学独特的部分是她的叙事方式，她的文字始终传递一种“世故的声音”，以冷眼旁观，做悲悯的审视，用小说把自己和现实拉开距离。他认为，《小团圆》是张爱玲写作的极限，所谓极限，某种程度上也是limit，就是小说的技巧到此打住了，没有再能超越此前的自己。《小团圆》呈现出一种极为独特的“自闭式的自省风格”，但也因此，作者和现实间的距离不够，影响了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

　　张爱玲另外两部尚未面世的英文小说，也是写过去同一时段的故事。李欧梵看过其中的一部《The book of change》，觉得文字虽然没有《小团圆》那么娴熟，但张爱玲也因此称得上是中国作家中少见的才华横溢的双语作家，她的总共七八十万字的自传性文字，不厌其烦，细致而琐碎地展现那个已经消失的世界，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旧上海。随着更多原始材料的公布和全部作品的出土，李欧梵认为，张学方兴未艾，才刚刚起步。他说：“张爱玲的伟大，不在过去，而在将来。”

　　在观众提问时，一位在港读书的中国八零后女生为胡兰成鸣不平，提出反问：胡兰成的出现对张爱玲的文学难道真没有有益的影响？她从中学时开始读张爱玲作品，是中国新成长起来的很典型的一批年轻人，他们生活无忧、热爱小情小调，有更多的阅读自由，但不屑于成规俗见。她最喜欢张爱玲的散文《爱》，开头四个字“这是真的”，末尾写到“于千万人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的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么？”她说：“我看过太多遍，所以都可以背下来了。这故事就是胡兰成讲给她听的。”

　　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指出，是否没有胡就没有张，没有张就没有胡？虽然表现形式完全不同，但张腔与胡腔似有一种内在的共鸣。而南方朔对胡的反感是站在修辞学的角度，他举“朝不保夕中仍追求天长地久”为例，他笑说，任何一个女子听见这样的句子，都必然会迷醉不已，但其实这句话空洞无内容，只有漂亮修辞。

　　他觉得对胡的研究要回归到修辞学，才能看得比较清楚。李欧梵也表示，他不喜欢胡兰成没有自省、自我感觉太良好的东西，“如果说张腔是现代式世故，胡腔基本是巫言”。但陈子善认为，胡兰成对张爱玲的影响，需要梳理，不易做定论。上世纪四十年代，张胡关系不能忽视的一点是，胡写了四篇评价张爱玲小说的文章，而胡兰成对张总的评价是“鲁迅之后，有张爱玲”，非常有先见之明。

　　缘起缘灭，缘灭缘起。即使在文学的世界里，张爱玲也逃不开胡兰成，“万转千回完全毁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

　　(摘自香港《亚洲周刊》2009年第13期 作者：柴子文、张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