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奥威尔到张爱玲，当更多的原始资料现身，我们才能破除偶像不可侵犯的心结，作出更深度的解释。张爱玲除文学及她的传奇外，其实还有许多其它谜团待解，《小团圆》是解读张爱玲新开始的第一声。

　　今年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名著《一九八四》出版六十周年。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日该书出版，这本作品在美国上市后立即成了“读书俱乐部”选书，立即加印五十四万册。后来真的一九八四年到来，该书再现高潮，企鹅平装本当年即售出七十五万册。累计至今，《一九八四》加上《动物农庄》合计已有六十多种语言的译本，销售超过五千万册，这个纪录在二十世纪作家里无人可比。

　　《一九八四》由于名声显赫，它已成了一种压力，没看过也必须说看过。最近英国《每日电邮报》调查，没看过而谎称看过的，该书在英国居于首位，比例高达百分之四十二。由此可见一部作品当它变成某种时代的象征，没看过就等于没水平，于是遂使人硬着头皮说谎。

　　《一九八四》是冷战初期的代表作，但因它精确的描述了语言的操控，以及社会的监控，而这种现象到了今天已变本加厉，所以该书虽已六十年，今天读来仍不会让人觉得突兀陌生。该书出版五十周年时，美国芝加哥大学特为该书举办了高手云集的学术讨论会，出席者即一致肯定它的时代性意义并未老去。

　　不过值得注意且让人感兴趣的，乃是在过去半世纪里，由于奥威尔的全集包括书信，以及其它友朋的回忆，以及他的传记等相继出版，人们对奥威尔的生平，如他早年的孤僻、性关系复杂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以及他小说因此而受到的影响，已有了更多比较深刻的理解。

　　再加上时代已久，奥威尔也从昔日的神坛走了下来，于是在该次会议上，芝加哥大学法哲学及道德哲学教授马莎•鲁丝鲍姆(Martha C.Nussbaum)遂指出，“怜悯”这个概念乃是人类的核心价值，但在《一九八四》里，它最深层的部分却是“怜悯的死亡”。

　　鲁丝鲍姆教授指出：在《一九八四》的最后，温斯顿逃避进了彻底自私、彻底反悲剧的自恋主义中，这不是一种突然的转折，而是深植在他人格倾向里的一种结果。如果他有好的家庭及社会条件支持，当可免于这样的结果，像他这样脆弱的芦苇，又怎么可能寄予人性的期望，而奥威尔在写的时候有意识到这一点吗？我极怀疑。因为在温斯顿身上，有太多奥威尔自己的缩影。

　　恨厌人类的情绪

　　鲁丝鲍姆由奥威尔生平、人格趋向，联系到作品，提出了一个更具有价值意义上的问题。这不是否定奥威尔，她也否定不了奥威尔，只是将奥威尔做了更大延伸，而甫逝世的扎伊尔德(Edward Said)则说得更尖锐了：奥威尔是个很有天分的观察者，但他同时也是个与自己的观察对象保持疏离的人。

　　他晚期得了多疑症，对周遭的人产生一种恨(厌)人类的情绪。他的作品包含着一种极端不对等的组合，一方面是对不义的强烈仇视，一方面则是对人的憎恶。他有一种孤立的心态，恨人类。在《一九八四》里，每一个角色都是主角潜在的敌人。他的远景是荒凉和狭窄的。

　　我在此不嫌啰嗦的说到奥威尔，其实是要指出一个观点，当一个作家窜起并得到人们支持，他必然有相当一段时间会被支持者贴上“不可侵犯”的标签。在这情势下，对他的解释会被局限化，只有时间久了，更多可参考的讯息与数据多了，更多不同但其实有参照意义的观点才会出现。这不是打倒偶像，而是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偶像。当一个优秀的作家形成并取得了偶像的地位，他就不是容易被抹掉的。

　　以奥威尔作为例子，其实是希望借此来谈近代所谓的“张爱玲现象”。近代作家里，张爱玲一方面有着超前于时代的表达能力和文字运用技巧，另一方面无论家系、家庭、经历、感情，以及人生的终局，她也最富有传奇所需要的各种元素。

　　由于有了“张爱玲现象”，自然也就有所谓的“张迷”。围绕着张爱玲，人们乐于去故纸堆中搜索漏网作品，会做家系亲友的考据；曾有交往者则乐于做出轶事式的补注。所有的这些都是堆砌出神话的一砖一瓦，但什么都可以，就是不可以有他们认为侵犯到张爱玲的非正统解读。

　　难忘唐文标的贡献

　　我非常尊敬、属于亦师亦友交情的已故数学教授唐文标，即是个对张爱玲做出非正统解读的特立之士。唐教授是香港人，除了数学专业外，他也是个以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为精神导师的文化人。他是早期的狂热“张迷”，曾发动他散处全球各地的朋友，去各图书馆甚至古旧书店寻找各种故纸残篇。

　　但他虽是狂热的“张迷”，却对张爱玲所描述的那个世界不能接受，为此他早些年写了很多这方面的解读文章并多有辑结成书。但也因此，他遂成了某种意义下的公敌。

　　在许多张迷的著作里都可读到视他为公敌的讯息。这是一种时代造成的不美丽的错误，这种“张迷”和另一种“张迷”，虽都是“张迷”，却成了寇雠！

　　而今时间已久，许多张爱玲时代的人物都已作古，而许多张爱玲的遗稿和遗留资料也将陆续出版，而《小团圆》则是新开始的第一声。

　　我认为，一个新“张爱玲热”阶段已将因此而开始：有考据和注释癖的人，不难从《小团圆》里去找到家族和亲友关系里比较细微的部分，这虽小道，但其实充满了沉溺于琐碎中的乐趣；或者从《小团圆》及往后出土的数据里，找到她文学撰述的许多线索，可以在文本解释上趋于丰富。

　　对“张爱玲传奇”里最核心的“张胡恋”有八卦癖的人，相信一定可以从《小团圆》及往后陆续出土的资料里，得到许多信息，让这段被简单视为“冤孽”的情感故事，更增加有实感的细节。

　　而我真正期待的，乃是随着时间的拉长，更多书信及其它数据的出现，一个更实在的张爱玲影像就会出现。她的心理、人格这些更重要的题目才会更有基础。话又说回奥威尔，由于奥威尔的传记，我们才可有更多数据去对他的作品做出更深也更有启蒙性的解释。这不是偷窥，不是八卦，而是透过对一个作家的深入理解来对人做出理解。

　　但最重要的，或许是随着时间的过去，人们以前为了保护张爱玲而划下的安全界线，已到了不再有必要的时候了。张爱玲不是文学之神，也没有必要成为文学之神。

　　除了文学及她的传奇外，她其实还有许多其它的谜团待解：例如她对世间的那种态度，距虚无主义究竟有多远？她见多了世家的没落和无望，她对人距离“厌人类”(misanthropy)到底又有多远？以前人们都只用非常东方式的“苍凉”来做概括式的描述，显然这两个字已不够用了。这也显示对张爱玲的研究，显然已须进入更开阔但也更深入的阶段。套句“张话”，研究她越多，这非但对她不会有任何侵犯，反而会有“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收获吧！

　　《小团圆》出版是个开始，我不知道将来陆续还有什么会从藏宝库里现身。譬如，人们皆知张爱玲的丈夫赖雅是美国大诗人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好友，据说赖雅有许多和史蒂文斯来往的书信，设若这些书信能够出现，它将是美国文坛的大事。

　　除此以外，张爱玲还寄放宋家多少重要原材料，也被人盼望。近代作家研究，在西方由于原材料较多，也较不隐晦，研究起来自然开展较大。中国作家则因比较隐晦，难度也较大。相对而言，张爱玲极有可能是材料最多的一人，并让作家研究能更加精进。这乃是我对宋以朗先生的盼望！

　　(摘编自香港《亚洲周刊》2009年第12期 作者：南方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