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文件被命名为《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议》即《五条协定草案》，其主要精神是：结束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共和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所有抗日军队应平等地分配同盟国的援助物资等。

　　会谈结束后，赫尔利将要飞回重庆。毛泽东对赫尔利说：“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意见。周恩来在那里，可以和赫尔利将军一道帮助谈判。”

　　赫尔利也说：“毛主席，你当然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证委员长会接受它。”赫尔利还建议毛泽东给罗斯福写一封信。当天，毛泽东便将写给罗斯福的信交由赫尔利转达，信中说：“我很荣幸地接待你的代表赫尔利将军。在三天之内，我们融洽地商讨一切有关团结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事力量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的大计。为此，我提出了一个协定。……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中共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现托赫尔利将军以我党我军及中国人民的名义将此协定转达于你。”

　　扶助蒋介石压制共产党

　　蒋介石果然不接受《五条协定草案》，他告诉已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他将拟定一个新的草案，请他说服共产党接受。第二天，宋子文便送来新的草案，即三条反建议，其要点是：“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共军队加以改组，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应将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

　　看着这三条反建议，赫尔利很为难，因为，这与他和毛泽东签署的《五条协定草案》差距太大，毫无疑问，共产党是难以接受的。1944年11月21日，他把“三条反建议”交与周恩来，立即遭到周恩来的质疑：“蒋介石对联合政府态度如何？”

　　赫尔利回答：“蒋允许中共参加政府，只是不愿写在建议上。”这里所说的参加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只是挂名，毫无实权，说明国民党无改变一党专政的诚意。周恩来当即指出并问道：“中国的团结是否以联合政府为前提？联合政府是否是合理、民主的？中共参加政府是否只能当观察者，而没有实权？”

　　赫尔利心知理亏，只得以“我只是见证人，而不是当事人”相回避，躲躲闪闪地回答：“联合政府当然是民主的，但是，《五条协定草案》也不是没有可改动之处。中共进入政府是等于无实权，但是，也事在人为，譬如我们议会的议员，有的还能够控制议会。”

　　当天，周恩来正式通知赫尔利，他将立刻返回延安。赫尔利慌了，极力挽留周恩来，他说：“联合政府目前尚不可能。参加政府，参加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则已答应。我希望你们参加进来，然后一步一步改组。”并且许诺：“只要参加政府，就可获得承认，就可获得美国军官帮助训练和作战，就可获得物资的供应。你们拿到这些东西，就可以强大起来。为什么一定要改组政府呢？”

　　周恩来坦诚相告：“联合政府本为毛泽东在延安向赫尔利将军提出的，赫尔利将军亦认为合理。至于参加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之举，即或做到，也不过是做客，毫无实权，无济于事。”赫尔利满以为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再晓以小利，便可以将对方说得心动，没想到却在周恩来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赫尔利知道，中共的军队不可能隶属于国民政府并接受蒋介石的统率，于是，他想出一个“曲线统一”法，向周恩来提出了两条补充意见：一、由美国、国民党、中共各派一人组织军队整编委员会；二、由美国派一将官任敌后中共军队的总司令，国民党、中共各派一人为副总司令。赫尔利可谓是机关算尽，想以“仲裁国”的身份，帮助蒋介石实现其不费一枪一弹，便可全部收编中共武装的愿望。这种严重侵犯主权的企图，当即受到周恩来的严辞拒绝。

　　赫尔利“曲线统一”不成，干脆赤膊上阵，公然阻止给八路军的正常援助。1945年1月23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申请美元贷款，以用作对日作战经费。赫尔利知道后，立即给美国国务卿发电报说：“批准朱德将军获得租借物资和财政援助的要求，都将破坏美国的既定政策。这个政策是防止国民政府崩溃，支持蒋介石为政府委员长和军队统帅。”

　　赫尔利在回国述职时，向罗斯福转达了蒋介石捎来的两条信息：一、国民党不论中共同意与否，将召开国民大会；二、苏联现在不会承认中共或接济中共，请罗斯福放心支持国民政府。

　　4月25 日，联合国将召开成立大会。消息传来，周恩来立即给赫尔利致电说：国民党政府是独裁统治，不能代表解放区九千万人民，因此，中共代表和民主同盟的代表应占2/3，此意见请转达美国总统。可是，赫尔利一再拒绝，后经不断努力，只允许中共派董必武一人为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代表。

　　抗战胜利后，赫尔利又向蒋介石建言，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这样便可陷毛泽东于两难境地。如果毛拒绝来重庆，那么，将向国人昭示其无和平的诚意；倘若其真的赴重庆谈判，那么，则以时间争取空间，拖上一段时间，趁此将国民党军派往华北、华中等地部署，到那时，谈成也罢，谈不成也罢，毛泽东和中共便成为笼中之虎，唯有束手就擒。

　　令赫尔利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以“大仁、大智、大勇的信念”，慨然应邀前去和谈。他不仅多次与蒋介石会谈，并且广泛接触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尽显中共真心热爱和平的坦荡胸怀，更纠正了国民党妖魔化毛泽东、中共的政治偏见，毛泽东诗人政治家、政治家诗人的形象，深受国统区民众的认知和喜爱。相反，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暴露无遗。赫尔利于无意中竟给毛泽东、中共作了一次大张旗鼓的宣传，却给蒋介石帮了倒忙。

　　毛泽东发誓赶走赫尔利

　　1944年七八月间，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指示，中缅印战区向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组长为戴维•包瑞德上校。他们依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是不可低估的战斗力量，应该向他们提供武器，应该与他们联合对日作战。他们称赞中共领导人，“有着伟大的作为领导者的能力和品质”，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所以，美国政府“不能无限期地担保一个政治上破产的政权”，而应推动国共两党向着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

　　赫尔利是个胸襟狭小的人，一直将包瑞德等人视为史迪威的人，必欲扫地出门而后快。在使馆的训话会上，他严厉警告说，凡是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明确同意，任何人都不得帮助重庆政府以外的个人或团体。他认为美国国内的批评舆论，都是由于包瑞德透露信息。所以，他总是想方设法地寻机报复，先是给包瑞德的晋升设置障碍，使包瑞德失去唯一的一次晋升将军的机会，然后，再无端地撤了包瑞德的职，随之便将他调离中国。

　　赫尔利回国述职的时候，美国驻华使馆的文武官员聚集一处，畅所欲言，检讨赫尔利的对华政策，认为事情的发展极为严峻，应该给国务院写一封急信。这封信由驻华武官、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起草。这封信大胆地批评说，由于赫尔利的错误，致使蒋介石“不愿做任何妥协”，而中共又以为我们“支持蒋介石”，于是，中国便不可避免地隐伏着深刻的内战危机。他们建议：总统应该向蒋介石明确表示，对中共和其他抗日力量“提供补给并与之合作”，完全是“军事上的需要”。

　　罗斯福总统逝世后，赫尔利更公开声言，将全力支持蒋介石，而不支持“武装的政党和军阀”，中共已被列入他的黑名单。他还无所顾忌地追究使馆内的“不同意见者”。谢伟思便深受其害，被强加“偷窃文件”的间谍罪与其他6人一起被逮捕。 拔掉了眼中钉，赫尔利称心如意，蒋介石也兴高采烈，他在日记中写道：“此6人逮捕以后，美国对华政策乃可渐次明朗。”

　　1945年4月5日，《新华日报》针对赫尔利在美国言论，发表时评《我们的坚定而明确的态度——评赫尔利将军谈话》，文章指，赫尔利的谈话“有助于中国分裂与内战的危险，有拖延抗战胜利的危险”。时值中共七大闭幕，毛泽东在会上批评说：“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共合作，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去乱跑呢？”7月10日和12日，毛泽东连续为新华社撰写两篇评论，严厉批评赫尔利扶蒋反共的卑劣行径。毛泽东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声明，除了抹杀中共的地位、诬蔑中共的活动、宣称不和中共合作等一派帝国主义滥调外，还极力替蒋介石的‘国民大会’等项臭物捧场。如此，美国的赫尔利、中国的蒋介石，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品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达到了热闹的顶点。”毛泽东还说：“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

　　不久，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国民主同盟两位代表时，对赫尔利的批评已带有明显的义愤色彩，他说：“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同时，中共公开表示，坚决反对赫尔利再任驻华大使。美国国内对赫尔利的非议也越来越多，舆论指责他“颠倒了”罗斯福的对华政策。赫尔利已是声名狼藉，美国当局不得不纠正他所造成的偏差，改公开扶蒋反共为扶蒋容共，企图通过所谓“调处”国共关系，不战而控制中国。1945年11月26日，赫尔利很不情愿地向杜鲁门总统递交了辞职信。自此，便再也无颜踏上中国的土地。

　　(摘自美国《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