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片场时很安静；如果不注意，你甚至会忽略他的存在。跟所有演员说话，都是那么轻声细语；从没看到他在片场发火、骂人”，回忆共事经验，在《色，戒》中客串演出的女星何赛飞如是说。

　　安静，轻声细语，埃玛汤普逊对这位导演也留有类似印象，自他们第一次为《理性与感性》进行制片会议开始。“开会时间到了，可是每个人都依然琐碎地交谈着。唯有李安，不管置身何处，都保有一贯沉默寡言、谨慎自持的态度。”

　　与李安结识多年，终于在《色，戒》首度合作的陈冲，则从另一个角度切入，说出自己的看法，“李安在现场的思想非常集中，很少跟任何人聊戏外的事。他十分熟练、自信，但又永远保持着谦卑。”

　　寡言、慎行、自信中又保持谦卑，几乎是所有人对李安的共同印象。创作者留下最大的空间让作品自行发言，将评判权完全交给观众，许多时候，远胜过以夸张不实的作风自我标榜、以惊世骇俗的语言强加修饰。但这份低调与谦卑必须发自内心、出于真诚，才能够与人产生循环交流。

　　即使是谈到他最珍视的电影，李安仍然维持一种出奇的平静风格。面对赞赏，他微笑以对；面对批评，他亦毫不动气，不做辩解。俨然已成得奖常胜军，难免为李安招来嫉妒；但面对“奖”这件事，即使曾获得全球影坛无数大奖，李安仍是谦冲以对，未曾流露半丝骄态。

　　远离家乡台湾、远离世界影坛中心好莱坞，李安选择在美国纽约州的拉奇蒙特(Larchmont)定居。

　　“在拉奇蒙特相对比较放松。这里很低调，我在这里感到舒适；这里的学校体系也很好，小区很友善，我们和大家打成一片，”李安说，“在台湾，走在街上我就像麦可乔登一样；但在美国，我可以过正常生活。”而即使定居美国，他也选择不过好莱坞式的生活，始终将工作重心设于纽约；另一方面，他的住处既没有美国名流宅邸必备的大泳池，亦无好莱坞大导演专属的私人放映室。

　　工作之外的李安，过的是郊区生活。“我送小儿子到朋友家玩、送他上大提琴课、参加音乐演奏会”，他的两个儿子念的都是公立高中，李安说，“我们不是读私校的人，我们想过着非常踏实、正常的生活。”

　　为了拍片，李安经常一离家就是半年十个月；若出门时间超过四个月，他会提前包好几百个饺子放在冰箱里。大儿子青少年时期的多数时间他都不在家，让他深感愧疚，“我从没看过大儿子参加剑术比赛，也错过他所有的球赛。”如今，他会设法抽出时间陪小儿子，尽量把电影的后制搬到离家近的片厂进行。国际大导演的生活就是如此平凡，也许比许多平凡人还更平凡。

　　这份低调不张扬并非刻意，一切有迹可循。它是一种个性，也许想改都改不了。

　　一九九○年代初期，来自四面八方的华人聚集于纽约；李安与后来为《卧虎藏龙》配乐的谭盾，就是在此时此地相遇。同一时间，还有来自大陆的陈逸飞、陈凯歌、来自香港的谭燕玉等人，亦皆怀抱各自理想，齐聚于这个人文荟萃的所在；张艺谋、冯小刚亦曾来去于此地。

　　白天，大家各自为生活奋斗，晚上，则聚在一起天空海阔地畅聊抱负理想。众人中，有人让谭盾留下深刻印象，“这中间，李安是最为专注的一个。他不大吹牛，他喜欢听，听了他也不大表态，但是他有很深的沉思。他的外貌就给人很从容、而且深邃的感觉。”

　　从容深邃中，李安也有出其不意的表现。某年农历春节，这群在纽约的艺术家们共聚联欢，众人起哄要李安为大家献唱一首台湾民谣。面红耳赤的李安闻言先是推托了起来。没想到，不一会，他忽然头一抬，高声开唱了。唱罢，面对笑翻的众人，李安有些害羞地为自己不完美的音律向大家致歉，接着，再度令人想不到的是，他又说，“那我再来一首吧。”

　　谭盾觉得从这里，看到了李安那埋藏在一贯的低调从容、深邃沉思背后，真正具有意义的部分，“他是我们这帮艺术家中的阿甘。他的生命中，有一种非常顽强和朴素的东西。唱第二首时，大家都不笑了。所有人都感觉到，这不是台湾民谣，而是一种来自他内心深处的声音。”

　　正是那低调的作风、谦和的态度，让李安自内心深处发出的声音能这般宏亮。乘着他的电影，带着那顽强和朴素，它于是穿透无形与有形的障碍，散播到世界各地；最终，引起不分族群的回响，展现高调与高分贝所远不能及的力道。

　　宁静能致远。再喧嚣扰攘的世界，也有人在默默保持恭谨，静静散发优雅；平凡中的不平凡就这样创造了出来。(作者：李达翰；摘编自台湾《讲义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