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总是能及时而又准确地掌握和了解蒋介石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各种意图；解放战争时期，在华北各地转战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军事部署更是了如指掌，蒋介石上午在重庆开会骂了娘，毛泽东晚上在延安窑洞里就能知道，这一切均源于蒋介石身边有一名中共的卧底，她就是由当时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今天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沈安娜。

　　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

　　1938年初，原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担任速记员、已为中共做过3年情报搜集工作的沈安娜在向办事处汇报工作时，董必武对她说：“你的情况，周恩来和我们都知道了。你还是到国民党内部去工作吧……”董必武又说：“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已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你可以利用同他的老关系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

　　沈安娜遵照董必武的指示找到朱家骅，要他安排个工作，朱家骅听后十分高兴，“这没有问题，我们中央党部秘书处正缺速记员，办个手续就行了。”接着朱家骅似乎想起了什么，马上指示秘书给沈安娜办理特别入党手续。

　　当时正值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朱家骅就让沈安娜到大会做速记。1938年8月，日军逼近武汉，按照董必武的安排，沈安娜和刚刚赶到武汉的丈夫华明之搭乘国民参政会包租的轮船撤退到重庆。当时虽然很乱，但沈安娜的特别入党手续是由朱家骅、甘乃光等3个中央委员介绍的，很快就被批准。从此，沈安娜就正式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当了速记员。

　　获取重要情报

　　1939年1月，沈安娜被确定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速记员，并负责保管会议的有关文件。在那次大会上，由蒋介石作报告，沈安娜就坐在离蒋介石仅三四米远的桌子旁作速记。

　　在全会的小型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和军事头目们精心策划消灭中共军队的新阴谋，炮制了两个文件，即《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后改为《限制共产党活动办法》)和《关于共产党的处置办法》，这是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的纲领性文件。沈安娜将会议正式通过的两个文件送交给董必武和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博古。

　　后来中共中央根据沈安娜提供的材料以及其他来源提供的材料，将其编入《磨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并予以公布，明确指出：国民党下达的这两个文件，是造成国共磨擦的根源。从而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共气焰。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每两周开一次会，均由沈安娜担任速记。会议议题主要是由何应钦报告军事形势和反共的军事部署，研讨组织特种党团打入共产党和进步组织的措施，还决定在浮图关举办中央训练团，受训人员均为国民党大小头目，朱家骅主讲“调查统计”。每次常委会的内容以及朱家骅的讲稿，沈安娜均及时送交中共南方局。

　　1941年初，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中共坚决斗争和广大舆论谴责下，蒋介石反共势力不得不稍事收敛，但到11月蒋介石又在五届九中全会上策划新的反共高潮。

　　当时沈安娜怀孕即将分娩，当她得知这次会议极其重要时，坚持参加会议做速记，获得何应钦和特务头目徐恩曾的报告稿以及《关于党务推进的根本方针》等重要情报。

　　失去联系 长期蛰伏

　　1942年8月，一次突然事件发生了：沈安娜的直接领导人徐仲航被国民党逮捕，她与中共的联系中断了，这让她心里非常焦急。

　　沈安娜知道八路军办事处就在红岩嘴，几次都想去找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和其他同志，可她清醒地知道：自从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以来，红岩嘴周围布满特务，如果贸然前去，不仅给个人带来危险，而且将使中共组织和同志们受到牵连。她默默地告诫自己，要牢记周恩来“地下情报工作要长期隐蔽”的教导，绝不轻举妄动，坚持耐心等待组织的出现。

　　1943年宋美龄经常到妇女指导委员会发表演讲，需要有人记录，该会总干事知道沈安娜速记水平高超，就邀请她去做速记。为取得宋美龄的信任，沈安娜精心速记并将其整理成文，将记录装订得非常漂亮，宋美龄看后十分高兴，以后每次讲演总要把沈安娜带在身边。这样，沈安娜又多了一条情报来源。

　　1945年5月，国民党在浮图关召开“六大”，沈安娜奉命到大会做速记。这次大会是国民党针对共产党“七大”而召开的。蒋介石作报告时对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极力诋毁，叫嚷全党要“精诚团结”，对付中共。会议确定，在抗战胜利后，要收复全部失地。会议决定成立“整军肃纪特种委员会”专门对付中共。沈安娜想，这次大会策划的阴谋，是国民党今后一个时期的指导方针，中共一定很需要了解，虽然暂时无法送出，也要保存一份，一旦能取得联系就交过去。

　　迎来新战斗

　　1945年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南方局负责秘密工作的吴克坚来到沈安娜的家里。性格坚强的沈安娜见到南方局派来的领导，3年的委屈、等待，让她流下热泪。吴克坚告诉她，是周恩来派他来接关系的，并传达了中共南方局领导对她的指示：在中共和国民党和谈期间，要着重了解国民党策划的阴谋活动，及时向中共组织报告。

　　1946年初，旧政协开幕，沈安娜白天参加大会做速记，晚上参加国民党的党团会做速记。为了了解国民党的内幕，不管多累多困，晚上的党团会她必定参加。

　　蒋介石不想实施《双十协定》，特别指示国民党代表在政协会上对政治、军事以及民主等问题的几个关卡要把住。国民党代表每天晚上的党团会就是讨论如何实施蒋介石的策略，第二天如何对付中共。他们商定在会上攻什么，守什么，谁先发言，最后谁提折衷方案等。他们的会议刚结束，沈安娜就把会议情况写出来连夜送交南方局。

　　国民党于1946年2月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召开的第一次全会，会上将讨论国民党在战后的大政方针，这又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当时大会有几个速记人员，轮流记录、整理，沈安娜不能参加全部会议。她与机要处印刷股长沈达之关系很好，印刷股虽属重地，但沈安娜能随便出入，有机会她就取回这些会议文件。

　　国民党机关内部有个规定，经过中央党部秘书和处长同意，可以借调党部人员的亲属到大会担任临时工作人员，沈安娜为全面了解会议情况，就向处长张寿贤建议将自己的丈夫华明之调来大会工作。张对沈安娜完全信任，表示同意，于是华明之就进入了大会速记组担任记录稿的文字修改和校对工作。这样，沈安娜就将大会的全部情况都掌握了，然后通过联系人送交南方局。就在这次会议期间，周恩来于3月11日召开的两党代表会议上，义正辞严地批评了国民党企图破坏政协决议的阴谋。

　　1946年3月到4月，国民党又召开了两次最高国防委员会，还召开了中央常委会，进一步策划进攻解放区的阴谋。在一次中央常委会上，蒋介石提出要利用与共产党谈判，争取时间，依靠美机、美舰，迅速向各战略地区调兵遣将，向中共解放区进攻。中共中央根据沈安娜提供的情报，以及其他来源的情报，针对对方兵力部署做出相应的决议，同时通过宣传机构公开揭露国民党准备内战的阴谋。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下令秘书处、机要处追查何人走漏消息。处长张寿贤把此事告诉了沈安娜，她暗自考虑了对策，沉着应战。

　　沈安娜按照南方局的指示，在国共战略决战的三年中，参加了国民党历次的中央全会、中央常委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后改为政治委员会)以及立法院的所有重要会议，她全神贯注地记录着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军事官员的军事报告，特别注意蒋介石的言行，就像按住了国民党的脉搏一样。国民党内部的每一次跳动都被清楚地记录下来。蒋介石鉴于内部失密的教训，每逢讲到绝密军政问题时，总是突然下令：“这段不许记，把笔搁起来!”这时，沈安娜也只好和别人一样搁下手中的笔。但她知道，蒋介石越是不让记的话，恰恰也是中共最需要了解的。她就细心地在心头默记，到休息时间，她马上佯装去厕所，速记在草纸上。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对保密也做出新规定，不准工作人员带文件和笔记本回家，但沈安娜还是想办法把速记材料带回一份，回家后赶快译成正式文件送给南方局。

　　1949年，根据中共中央情报部的指示，沈安娜和华明之顺利由南京撤至上海。

　　中共占领上海以后，沈安娜继续在中共的秘密情报战线工作，华明之则离开了情报战线。1983年，沈安娜从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的工作岗位上离休，华明之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室离休。随后，他俩被中国安全部聘为咨询委员。他们从上海移居北京，安度晚年。2003年，华明之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如今，93岁高龄的沈安娜依然身体康健，在安全部的宿舍大院里，还时常能看到她的身影。

　　摘编自《红岩档案解密》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沈安娜其人

　　1915年，沈安娜出生在江苏泰兴的一个书香门第。1932年入读上海南洋商业高级中学，结识了中共特科(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中共党员华明之。

　　1934年，由于没钱缴纳学费，沈安娜选择了收费低且学期短的中文速记学校。

　　1934年冬，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要招一名速记员。中共特科高层王学文希望沈安娜能承担这个工作。经过考试，沈安娜被正式录用为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速记员。没有录音设备的年代，会议记录全靠纸笔。在淹没于文山会海之中的政府机关里，反应敏捷、技巧娴熟的速记员是人见人爱的宠儿。凭着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沈安娜很快就在浙江省政府机关站稳了脚跟，并得到了当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信任。

　　不久，沈安娜接到了组织上的暗语密信，希望她“回上海一趟”。她偷偷地把省政府的一些会议文件、记录夹在衣物中装进小提箱，带回了上海。王学文看了情报后说：“安娜一炮打响!”

　　(摘自美国《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