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刘新权不懂俄语，退场与否主要由翻译决定。事先决定该退场时，翻译只要向他说一声“指名反华了”，刘新权便立即起身退场。11月16日苏方领导人在讲话中指名反华，刘新权当即退场，以示抗议。返馆后，立即把刘新权退场的情况，报告中国外交部。

　　未料，此事发生后，有一位西方记者发了一条新闻说：中国大使刘新权在苏方11月16日举行的活动退场时，向大会主席团鞠躬。这件事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中国外交部电询大使馆：据外电报道，刘大使在退场时向苏修大会主席团鞠躬，是否属实？刘新权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看了这份电报激动地说：“我刘新权在战场上丢脑袋都不怕，怎么会向苏修鞠躬。”遂电告中国外交部：所谓刘新权向苏修主席团鞠躬，“纯系造谣”。事情才算了结。

　　四、抓捕苏联间谍引紧张

　　刘新权到任后，拜访了苏方各机构领导。对方向中国表示希望改善两国关系，这也是中方的愿望。因苏联外交部曾宴请刘新权，礼尚往来，中方也回请了苏联外交部的官员。

　　有一段时间，两国之间未发生意外事件，两国关系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 谁知，1974年1月两国因间谍事件，关系又骤然紧张起来。

　　当时，中国外交部急电通知大使馆，苏联驻华大使馆有5名外交官从事间谍活动，被中国公安机构拘捕，要求大使馆做好应急准备，防止苏方进行报复。

　　中国使馆立即处于戒备状态，严格控制人员外出。使馆的每个人都提心吊胆，只怕意外事情发生。

　　根据双方原商定的时间，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贾丕才1月17日上午邀请12名中国外交官去外交部别墅梅谢林诺共进午餐。

　　苏联外交部每年在梅谢林诺宴请以刘新权为首的大使馆外交官员，然后由刘新权回请以贾丕才为首的远东司外交官员，这已形成一种不成文的制度。这次苏方宴请中方，适逢北京抓苏联间谍，政治空气紧张，但使馆几经研究决定：去。

　　上午8时，大使馆的车队出发，每位外交官的心都悬在空中，心想：这不是去吃饭，是去上战场。

　　大家落座后，贾丕才拉着刘新权的手说：“今天中国大使馆的官员光临，我和我的同事都很高兴。大家可以散步、赏景、聊天，在大使馆内每天有干不完的工作，都很疲劳，趁此机会可以放松一下。”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大家散步回来，这时餐厅里各种菜肴已经摆放就绪，招待员侍立两旁，等候就餐者落座。当刘新权步入餐厅时，突然大使馆打来电话，礼宾官以急促的声音告诉刘新权：“我们的信使在大使馆门口被警察绑架。”大家一下愣住了，不知是怎么回事。

　　原来有位中国信使和途经莫斯科回国的几个客人到大使馆对面的湖旁照相。那里风景优美，他们边游览边拍照，快到12时了才返回使馆。其他几个人先走了，信使落在后面，他认为在大使馆门口，不会有什么问题。未料，他走到大使馆门口警察亭时，被警察拦住了，比划着向他要护照。他听不懂，但懂得意思，指着使馆的大楼说，我的护照在大使馆里。警察见他没有护照，就架着他往车里推。信使急了，大声吼道：“我是中国信使，你们光天化日绑架我，这是土匪行为。 ”两个警察听不懂他说啥，硬是把他推上警车拉走了，大使馆值班人员看到这种情况，当即给刘新权打来电话。

　　刘新权一听十分气愤，立即把此事告诉贾丕才，要求苏方立即放人。贾丕才显得十分恐慌，他知道这是违反国际法的严重事件，但他安慰刘新权说：“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请放心。我马上给副外长库兹涅佐夫打电话，让他指示有关机构立即放人。”他说着进屋里打电话去了。刘新权把几个参赞叫来说：“他们不立即放人，我们就不吃这顿饭。”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使馆打来电话说：“信使已被警方送回使馆。”这时，刘新权才同意进餐厅。

　　席间苏方官员为缓和紧张气氛主动与中国官员碰杯，酒杯虽碰得叮当响，但总消除不了大家怏怏不乐的表情。好容易上完最后一道菜，散了席，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这顿饭吃得太“艰苦”了，无异于当年刘邦赴“鸿门宴”，所不同的是刘邦当时与项羽不辞而别，而中国外交官员们临行时，向苏方挥手告别。

　　五、中国使馆随员被驱逐

　　中方外交人员赴宴没有闹出什么意外，但苏方的报复在随后来到了。

　　1974年1月19日，中国使馆随员关恒广乘火车回中国，途经伊尔库茨克时，突然上来几名苏联特务，直奔关恒广所乘的车厢，以从事间谍活动为罪名，将关恒广绑架。

　　中国外交部向苏联驻华大使宣布，苏联5名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将他们驱逐出境。接着苏联把关恒广从伊市送到莫斯科，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开莫斯科。

　　关恒广离开莫斯科时，大使馆主要官员都到机场送行，刘新权把一朵大红花戴在关恒广胸前。苏联和各国记者打开水银灯拍照，并把话筒对着刘新权，刘新权慷慨陈词，强烈抗议苏联特务对关恒广的迫害，赞扬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

　　(摘自美国《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