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到60年代末、70年代中期，由于“珍宝岛事件”和中国抓捕苏联间谍案的发生，中苏关系一度剑拔弩张。一位在那一特殊年代供职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亲历了当时特定历史、特定环境下的一些事件，特以文字记录下来。

　　一、中国使馆遭冲击

　　1969年3月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剑拔弩张，有一触即发之势。

　　苏联方面曾组织了上万人的游行队伍，轮番到中国大使馆门前示威。他们手举标语，高呼口号，砖头、墨水瓶、臭鸡蛋，像雨点一样向使馆临街的窗口和墙壁投去，大使馆主楼和两侧的宿舍楼一至三层的玻璃窗几乎全被砸碎，有的地方四层楼的玻璃窗也被石块击破。墨水瓶从窗口飞进房间和办公室，将地板上洒满墨水。大使馆的墙壁五颜六色，涂满辱骂中国的口号、漫画和斑痕累累的墨迹，使馆门口的院落内扔满了石块、酒瓶和标语牌。

　　使馆工作人员之前就得到苏方组织游行的消息。使馆紧锁大门，任凭游行队伍狂呼乱叫，工作人员一声不吭。只有几个人站在8楼，通过窗口拍照，记录下当时的场景。

　　事情发生后，现场一直保持原样，石块不清理，被砸碎的玻璃不修理，墙壁上的墨迹不擦，意在给苏方难堪。

　　1970年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中苏一直是代办关系。1969年9月11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和苏联总理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达成协议，互相派出大使。继苏方向北京派出大使后，中国大使刘新权于1970年11月21日到达莫斯科，从而结束了一段时间内中苏关系事实上降为代办的局面。

　　在刘新权到任前，使馆趁机打扫卫生，进行整修，安装了玻璃，清理了门前的石块。经交涉，苏方很快派人出动云梯把墙壁上的墨迹擦掉，使馆恢复了原来的面貌。

　　二、丰盛宴席没有客人来

　　在“珍宝岛事件”的影响下，两国关系始终紧张。中国使馆官员每逢和苏联外交部及政府机构的官员接触，常常表现出敌对情绪。

　　但因日常接触密切，中国使馆人员和苏联外交人员服务局的人员交往则是另一种情况，彼此见面从不谈政治，把友谊挂在嘴上。

　　为了感谢服务局对中国使馆的关照，中国使馆决定在一个周末宴请服务局官员及工作人员。服务局接到邀请后非常高兴，连声说：“感谢你们的这一安排，到时我们一定准时出席。”

　　中国使馆便将宴会定于周六下午5时，并提前一星期发出请柬，服务局的工作人员接到请柬。纷纷打来电话表示感谢。有一位暖气工，年近六旬，自中方建馆时就负责大使馆的暖气修理，对中方人员很热情，使馆对他印象也很好。他打来电话问：他有个小孙女没有进过大使馆，可以带她来吗？中方当即答复：非常欢迎。

　　那次共发出80多张请柬，预计可以来60多人。因这些人多是干体力活的，食量都很大，为了使大家吃得饱、吃得好，中方准备了丰盛的食品。

　　星期六到了，下午5时，使馆早早把食品和饮料摆到宴会厅，迎客的人早早盛装以待，站在宴会厅门口准备迎接客人。

　　往年举行这样的活动，不少人都是提前来。但那年到时间了却不见一人来。那次宴会泡汤了。

　　事后，服务局的人来使馆干活，中方人员问：“礼拜六的宴会你们为什么不来？”他们悄悄说，苏联外交部不准他们来，说谁胆敢出席这次招待会，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他们这话道出了事情的真相。

　　自此之后，连续几年大使馆再没有举行这样的活动。

　　三、“样板戏”和“鞠躬”事件

　　当时发生了两件事，反映了中苏关系的紧张程度和极“左”思想对外交工作的干扰。

　　其一，样板戏事件。

　　1972年2月，中国驻苏大使馆决定以时任大使刘新权的名义举行电影招待会，邀请苏联外交部有关人员于2月7日到使馆观看现代革命京剧《智取威虎山》。邀请信发出后，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很快答复，届时苏方将以副外长罗吉昂诺夫为首出席。

　　但2月5日，苏联《消息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点名攻击中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当时中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攻击样板戏这还了得！使馆请示中国外交部，准备取消这次招待会。7日，即举行电影招待会的当天，中国外交部答复，同意大使馆意见。中国使馆随即通知苏联外交部：鉴于苏方《消息报》发表了攻击样板戏的文章，大使馆决定取消当天的电影招待会。

　　11日大使馆根据中国国内的指示，再次采取外交行动，向苏联外交部递交备忘录。指出：苏方这种做法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大使馆的政治挑衅，这不利于两国关系正常化。

　　刘新权还抵制了苏联外交部组织的参观莫斯科舞蹈学校的活动。

　　其二，鞠躬事件。

　　在当时，根据中国国内指示，中方外交人员对苏联凡是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活动，一律不参加。对苏方组织的邀请所有使馆参加的活动，若苏方在讲话中指名反华，中方外交人员要立即退场，以示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