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4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4日发表邱震海的文章说，经过几年的努力，中日之间的沟通机制都已有所确立，但其中有些还相当薄弱或脆弱。中日关系正在经历两国历史上第一次极其漫长而艰难的民族心理和国家定位调适过程。在这一极其漫长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做的，就是尽力避免激化矛盾，维持比较平稳的双边关系态势。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沟通机制迫在眉睫。

　　文章摘录如下：

　　最近，围绕着钓鱼岛主权，中日两国又发生风波：首先是日本首相麻生表示，钓鱼岛为日本“主权”所有，因此日美安保将可以涵盖钓鱼岛主权；之前，日本在钓鱼岛海域派遣了可以搭载直升机的海上保安厅巡视船。

　　据日本媒体报道，这一举动针对的是去年12月中国几艘海洋调查船进入钓鱼岛海域。海上保安厅是日本海上警察，虽不属于军队范围，但至少是警察部队，因此海上保安厅出面意味着钓鱼岛海域基本上已由日本警力控制，中国方面任何形式的保钓行动均不可能接近钓鱼岛。

　　与此同时，中国军方副总参谋长葛振峰上将2月16日到20日对日本进行了访问；随后，日本外相中曾根弘文访问北京，双方均低调处理钓鱼岛问题。但这一事件再次使人产生思考：中日在双边关系调适过程中，究竟如何对待敏感问题？能否就敏感问题达成基本共识，并共同遵守这些共识？一旦一方违反共识或基本准则，另一方应如何对待和处理？

　　当然，在中日防务问题上，钓鱼岛问题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其他常规的问题包括：日本对中国连续20年保持2位数增长率的军费开支所谓“不够透明”的抱怨、中国对于日本自卫队走向正常武装力量的忧虑等。但由于钓鱼岛问题涉及双方核心国家利益，而且又掺杂着种种复杂的情绪，因此一旦处理不好，极容易纠集双方情绪并擦抢走火。

　　极易被赋予战略色彩

　　前几年中日关系陷入低潮时，笔者曾建议中日建立一整套机制，保证中日关系的磨合和过渡。这些机制包括：一、纠纷谈判机制；二、政府间的信息沟通或危机处理机制；三、大规模民间交流机制；四、军方交流机制。经过几年的努力，所有这些机制都已有所确立，但必须承认，其中有些还相当薄弱或脆弱，其原因主要是双方的互信尚未完全确立或完善，其中军事互信机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中日关系正在经历两国历史上第一次极其漫长而艰难的民族心理和国家定位调适过程。这一过程不但漫长，而且还将通过一系列涉及双方国民感情和国家利益的议题体现出来，乃至被激化；在这一极其漫长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做的，就是尽力避免激化矛盾，维持比较平稳的双边关系态势，让中日有足够时间进行民族心理和国家定位调适。

　　从现阶段和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本质而言，历史问题虽然可能继续困扰双方，但不再是中日关系的主要障碍，同时东海能源和钓鱼岛将上升为主要障碍，原因很简单：这两个问题均涉及中日两国的现实和未来利益，因此很容易折射极其错综复杂和混沌的民间心态，而且极容易被激化和战略冲突化。

　　所谓战略冲突化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本来属于双边关系的矛盾，被无端拉上第三者，以试图取得战略平衡；二是本来可以心平气和解决的问题，却被赋予了情绪乃至暴力和武力的色彩。

　　须摒弃武力思维

　　而恰恰最近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之间出现上述试图以情绪乃至武力寻求解决方案的迹象，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中方希望钓鱼岛问题“搁置争议”；而在日方看来，中日之间不存在领土争议，钓鱼岛是日本“领土”。在这一思维主导下，日本就自认为无须顾及来自中方的任何领土要求，而当中方屡番实施保钓行动后，日本出动警力护卫在其自身看来似乎“顺理成章”。

　　日本方面的认知是一种偏颇乃至十分危险的思维。且不论钓鱼岛问题的历史渊源，也不论过去中日曾经为此发生过多少争执，仅就中日关系现状而言，既然中日关系正在经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调适期，而且其中伴随有众多极其敏感而复杂的议题，双方就都有责任以诚意和建设性的态度正视现实，面对未来，使各种敏感议题稳定化，尽力避免以任何形式的手法使矛盾激化。

　　因此，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达成“摒弃武力”的共识，是当务之急。如上所述，中日双方迄今已经建立了一套沟通机制，但明显缺乏的是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沟通机制。前些年的僵局至少使双方都认识到，对抗、情绪和暴力无助于中日关系的改善。双方须和平、理性，避免无限上纲，激化矛盾，诱发对对方的整体敌意，尤其须摒弃任何形式的暴力、武力行为；避免将钓鱼岛问题战略思维化，亦即利用这一问题寻求战略对抗和借助第三者的战略平衡；双方就钓鱼岛问题建立信息沟通和危机处理机制，及时化解各种可能激化的因素。

　　当然，这些思维能否成为共识，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但现在是考虑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