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27日电 澳门《新华澳报》27日刊登评论文章探析台湾民进党的政党文化，文章说，民进党的政党文化决定了其意识形态至上、极端斗争以及为赢得选举而进行的各类“奥步”如影随形。民进党的政治文化，尤其是其激进性和冲突性特点为其进行政治运作、利用谋略去煽动操作民意、为选战进行各种攻防情势提供了土壤和条件，使得台湾的政治选举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文章摘录如下：

　　任何一个政治体系，都存在着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呈现出特有的“政治行为倾向性”，这就是“政治文化”。政党的政治文化，即政党文化，是政党在长期的政治活动中形成的，它不仅有培育本党精英、确立政党组织结构和制度框架等功能，而且直接影响党内成员的价值取向、政治心理及行为作风等。

　　民进党的政党文化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台独”思想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以信仰为主的认知系统和价值体系，政党的意识形态为其政治行为提供合法性的标准，使党员个体产生认同和归属感，起到动员、约束和控制党员的作用。1986年9月，台湾的党外势力突破国民党当局的“党禁”，组成“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建党初期，民进党即提出寻求台湾“独立建国”的“住民自决”论。之后，又提出“台湾人民对台湾的地位有最终决定权”等“公投”论调，肆意提出“台湾主权独立”等主张。1991年5月，民进党党务会议通过了“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同年10月，民进党最终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把“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纳入党纲。自此，民进党鲜明的“台独”意识形态为其烙下了最明显的标识。

　　虽然民进党为了扩大票源和民意基础，有时会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台独”色彩，但是主张“台湾独立”依然是其党内意识形态的主流。邱义仁明言：“台独是民进党的最高道德”；蔡同荣则说：“台独党纲是民进党至高无上的神主牌，放弃台独立场，民进党即如失魂之徒，全党势必分崩离析，意志离散”。对“台独”并不赞同的一些创党元老，如费西平、朱高正、林正杰等人则遭到排挤，被迫退出民进党。即使对那些认同“台独”、但反对将“台独”无限上纲的党内成员，民进党也不能容忍。2007年，曾提议淡化意识形态、走“中间路线”的沈富雄等人，被冠以“十一寇”的名目，被逐出民进党的权力层。

　　草根立场的属性色彩

　　属性色彩是政党政治文化的内在反映和外在体现。民进党最初标榜为弱势阶层代言人，把政党的社会支持基础定位为中产阶级、劳工、农民等弱势群体，注重塑造平民化的属性色彩。建党之初，民进党在其党纲中表示：“我们将政治基础建筑在大多数中产阶层、劳工、农民弱势团体和其它长期遭受国民党压迫的各阶层身上”。之后，又提出了“打击少数党国特权资本，中立多数民营资本，联合中产阶级和工农”的政治路线，宣扬要为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而斗争。

　　“草根立场”的属性色彩，使民进党曾经争取了众多的基层民众支持，对草根浓厚的台湾南部地区吸引力更强。1986年年底，民进党首次参加台湾的政党竞选，在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中即获得22%的选民支持。“草根立场”的属性色彩强化了民进党以“被压迫者”自居的形象，在政治斗争中夸大“悲情意识”，以被打压、受迫害的角色凸显自身，争取民众的同情和支持。“草根立场”的渲染，还使民进党表现出推行极端群众政治的民粹性格，如张俊宏所言：“人民是民进党的衣食父母”，动辄自称代表“人民”，并树立“敌者”，刻意利用省籍、族群和统独问题挑起社会冲突，以实现对民众的操弄。但民进党执政8年后，显然已经失去代表基层民众利益的资格，尤其是陈水扁弊案案情的不断发展，更让民进党曾经的草根色彩消失殆尽。

　　斗争哲学的抗争特点

　　民进党内充斥斗争哲学的抗争特点。早在党外运动时期，陈水扁、颜锦福、郑南榕等人就严厉批判与国民党谈判协商的一些党外人士，声称与国民党当局决不能有任何妥协。民进党斗争哲学的抗争特点，注定党内基本没有与政治对手理性协商的氛围和有效合作的基础，是导致岛内蓝绿高度对立的主要原因。

　　在民进党的党外斗争中，有这样的特点。一是斗争方式的激烈性。在体制外，组织各种反“政府”的社会运动，其方式除了示威、游行、罢工、静坐、绝食外，更有冲击、自焚、自愿入狱、邮包炸弹、肢体冲突等非常规手段。二是斗争行为的非理性。各级“议会”里，民进党极尽嘲弄、羞辱、恐吓的问政方式，对议题讨论的强力杯葛乃至大打出手，演绎“语言冲突”、“肢体冲突”，致使各级议场时常出现“全武行”的火爆场面。三是斗争目的刻意性。台湾的各级“议员”和“立法委员”选举，过去长期采用“中选举区制”的制度(即在同一个选区内可以选出数名议员或代表，候选人只要掌握基本票源就可以胜选)。对民进党而言，只要能够在挑起事端中，显示出为“人民”代言的气势，敢于自我表现，就可以获得足够票源而顺利当选为民意代表。当然，即使在民进党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同样充满着激烈的斗争，党内的竞争几乎是“绝情的党性作战”，尤其在党内各类“初选”中，相互之间的攻击可以说也是“刀刀见骨”，毫不留情。

　　江湖性质的行为风格

　　政党领导人的个体特质，深刻影响着其所代表党派的政治文化。民进党的多数领导人出身台湾的草根社会，深受移民社会传统影响。在党外运动期间，党外人士的活动具有相当的地下特征；民进党建党初期，党内的高层运作也有一定的隐蔽活动性质，包括党的领导人为寻求资助与本省籍财团和地方派系的联系，多是秘密接触。同时，出于反威权和反贵族化的建党理念，以及党内各派系林立、“人头党员”众多的现象，这些都使得民进党的许多高层表现出一种江湖风格。

　　首先，党的领导人分属于不同的派系。民进党成立起始，就呈现出派系林立的格局，各派系的形成以利益为纽带，成员进出派系多为私下进行。其次，注重各自“圈里”的规矩。派系运作的目的是要派系成员在具体的政治行为中，为本派系的利益保持一致行动，以争夺党内权力。所谓“派系共治”，其实是不同派系持续不断的各种斗争。再次，保持“割据”，漠视规则。民进党建党后保持党外运动时各自“地盘”的割据意识，个人以争胜为目标，往往会做出各类意料不到的非常规手法。

　　赢者通吃的价值取向

　　民进党是一个善于“拼选举”的政党，选举胜利就意味着拥有“赢者通吃”的权力。民进党所谓的党内民主和公平规则，实际上完全是因人而异，“选举胜利就是最高准则”。如：为保证陈水扁成为2000年“总统”党内提名人，民进党不惜推翻原有的党内《公职提名条例》，为其量身定做、因人设置的一次性的提名办法。又如：陈水扁的嫡系“立法委员”高志鹏涉及弊案而被检察官起诉刑期9年，但高志鹏仍能保留不分区“立委”的身份，在陈水扁的认可下，民进党的党内高层无人敢置喙一词。民进党成立22年，党章修改近20次，频频修改多是为了权力的分配，规则可以因人而设。

　　民进党从党外运动以及成立开始，就不乏有国民党的失意政客，政治上的投机者，别处无法获得提名的投奔者，社会运动和学生运动中脱颖而出的政治人。在权力的追逐下，民进党几乎等同一支“猎官制”的队伍。可以说，民进党的党员，除了极端的“基本教义派”以外，党内鲜有人认为能够真正实现“台独”。当然，民进党的政党性质注定其很难放弃这个显性的意识形态指导思想。但是对民进党多数成员而言，“台独”是标识意义，而不是务实的政治主张。事实证明，民进党是一个极端现实取向的政党，无论口头上多么富于理想，更在乎的只是如何取得选举胜利、如何实现权力目的。

　　综上所述，民进党的政党文化决定了其意识形态至上、极端斗争以及为赢得选举而进行的各类“奥步”如影随形。民进党的政治文化，尤其是其激进性和冲突性特点为其进行政治运作、利用谋略去煽动操作民意、为选战进行各种攻防情势提供了土壤和条件，使得台湾的政治选举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申煊　卢成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