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罗兰•巴特的说法，日本是一个由种种视觉化象徵构成的符号帝国：“在这个国度里，能指(Signifiants)符号的帝国如此之广阔，它超过了言语的范围，乃至使符号的交换依然保留着一种迷人的丰富性、流动性和微妙性。

　　尽管这种语言晦涩难懂，这些迷人的性质有时甚至就像是那种晦涩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最典型的表徵该是东洋服饰。虽然每个国家的民族服饰，都有其独特而丰富的表情，但少有像东洋服饰那样来得如此体系化。

　　日本近代民俗柳田国男说：“服装是最能直接表现那个国家国民气质的东西。”传统的和服只有两种尺码：男物和女物，因此，只有着衣者挑选适合自己的衣服穿，鲜有量体裁衣者。日本的温泉、进门脱鞋的日式餐馆里的拖鞋，也都是不分左右的。

　　就是说，有种高度统一的族群认同：除了最重要的男女差别之外，日本人皆“同质”。试图在和服的剪裁上打出个性，显然不是日本的传统价值观：在任何时候，只有“和”才是最高目标，而和服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这种文化同一性。

　　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少女着衣色彩明艳，上年纪的妇人则低调收敛；那些虽然社会地位不高，但却殷实富有的商人的行头乍看质朴无华，但衣服的里衬则是穿金戴银的绫罗绸缎。除了和服，发型也无言地诠释着身份：云鬓高挽、簪钗娉婷“满舰饰”的艺伎与寻常百姓家的糟糠人妻是不至混淆的。

　　与阿拉伯妇女穿的哪都不挨哪的长袍不同的是，和服，尤其是“女物”，精确地描绘出人体的曲线。而且，女性和服内侧有好几层布，一层层裹住酮体，更强调了线条的轮廓。与西洋服饰所不同的，是强调的要素不同：不是胸、腰、臀，而是从肩胛上方到脖颈。凡事有利亦有弊，和服束缚了身体，妨碍了运动，基本上把动作限定于走、立、坐、跪，仅满足于在榻榻米上的活动。

　　所以，现代乘电车上下班的OL们，平时绝少穿和服。但纵然如此，和服是不会被淘汰的。相反，和服美女被看成带有某种古风的氛围，是教养的象征。家境过得去的姑娘，闺中至少会保有一套，以备不时之需(成人式、茶道、花道、结婚式等)。日人不会因为和服束缚身体便将其废除或改革。就跟美国姑娘脱下牛仔裤换上婚纱一样，日本女性在和洋两种行头之间的转换几乎不需要过程。

　　“锁国”时期结束后，服饰的西化是近代化最初的功课之一。尽管开始的时候，闹了不少笑话(如把撑裙子以衬托腰臀曲线的鲸骨衬箍倒着用等等)，但最终的结果却再次自证了模仿功夫的了得，不仅像模像样，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东洋制西装，做工考究，品质精良，板型更适合东方人瘦削的体形；三宅一生、山本耀司、高田贤三、川久保玲等，日本贡献的时装设计师国际一流，自有品牌举世公认，价格不菲。

　　鹿鸣馆时代，东洋绅士不仅西装革履，且怀表、礼帽、手套、手杖，欧洲贵族范儿被认为是套餐，一个不能少，乃至彼时有笑话形容日人着洋服，个个像是去参加婚礼或葬礼。从这里也能窥见日本的民族性格，要拿来，就全套拿来，眼里不揉沙子，容不得半吊子。还有一种解释是，习惯了里三层外三层和服的束缚的日人，把束缚感诉诸过剩装备的洋装——所谓“人是衣服马是鞍”，服饰作为一种表情，先于个性，首先是社会性的。

　　而最能体现现代日本服饰之表情者，非制服莫属。日本是当仁不让的制服大国，从警察到医护，从空姐到大公司OL，从学生到蓝领……不一而足。且其制服设计之完美、用料之高级、品质之优异，堪称精品。也许惟其如此，日人才偏爱制服也未可知。常见上班族下班时脱掉笔挺的制服，换上皱巴巴的廉价便装，坐电车回家。

　　但是，如果考虑制服(Uniform)本质上所带有的某种“被强制检阅”的意味的话，日人之偏爱制服的社会心理便耐人寻味了。大体说来，两种潜意识的交织构成了如此心理的底色：一是专业意识。日本虽然也是等级社会，但比起纵向的等级，日人更看重自己的职业，干什么爱什么，以之为荣，所以被称为“职人”(手艺人)社会。一个成天跟砧板、鱼生打交道的厨子觉得自己的职业很荣光，自然对系着围裙、带着白纸糊的高帽子招摇过市毫无抵触；二是集团精神。

　　日人在人群中会有意无意地以“我是谁”、“我在哪”的问题自我提示，同时确认自己的定位，目的是不被边缘化。只要在集团中，哪怕玩得不够好也没问题，但不能掉队。所以，大公司的上班族们，每天早上拎着沉重的公事包，穿着颜色、款式差不多的西装，胸前别着社员证，在同一个时间鱼贯进入写字楼，是比什么都踏实的事。

　　(摘自日本《中文导报》 作者：刘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