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26日电 台湾《中国时报》26日刊出署名文章说，台湾虽然采用认罪协商，但是历史上“包青天”的意象仍然深植人心，因此在认罪协商的实务操作上，难免会因为欠缺文化背景而未能掌握精髓。尤其是关于家族成员共同犯罪，可否认罪协商？协商条件为何？如果操作不够细腻，对于司法正义的杀伤，为害尤烈。

　　文章摘录如下：

　　“认罪协商”是台湾“立法院”在2004年修法时增订，其目的是考虑司法资源的有限性，所以在罪证明确的轻微案件，希望透过检察官和被告谈判而达成罪刑协议，节省冗长的司法调查和诘问程序。

　　法律规定，认罪协商必须在“第一审言词辩论终结前”为之，因为如果不能节省司法资源，那么认罪协商就不具有正当性。

　　认罪协商是英美法系国家“对抗式”诉讼制度的产物，欧陆法系国家对此多半抱持质疑的态度。然而即使是对认罪协商奉行不渝的英美法系国家，也绝对不容许被告在焦土抗争、负嵎顽抗之后，还能享受认罪协商的法律宽典。

　　因袭欧陆法制的台湾虽然采用认罪协商，但是历史上“包青天”的意象仍然深植人心，因此在认罪协商的实务操作上，难免会因为欠缺文化背景而未能掌握其精髓。尤其是关于家族成员共同犯罪的案件，可否认罪协商？协商条件为何？如果操作不够细腻，对于司法正义的杀伤，为害尤烈。

　　美国最高法院早在一九七八年的Bordenkircher v. Hayes一案中，明确支持检察官在认罪协商过程中所提出的各种劝诱与恫吓，法院认定此举并不违反美国宪法的正当法律程序。

　　Stewart大法官明白指出：“被告面临更严厉的刑罚威胁时，无疑地会产生阻止被告行使审判权的效果，但检察官提出这些困难的选择，是无可避免而且‘可容许的’，此乃鼓励而且容忍认罪协商制度的合法体系之特色。”

　　认罪协商的“合宪性”既经确认，检察官当然尽其所能的在协商过程中，求取社会正义的最大实现。尤其是对家族共犯的案件，认罪协商的条件设定，至关重要。

　　在1992年U.S v. Mackie Bias一案中，Mackie Bias和儿子及另一名共犯，因贩卖安非他命而被逮捕，检察官在认罪协商的过程中，要求Mackie Bias承认贩毒；儿子承认持有及意图散布毒品；另一名共犯承认持有毒品。三名被告均由不同的律师代表维护其利益，避免利害冲突。但是检察官认罪协商的条件是“包裹交易”，如果任何一名被告拒绝上述条件，则全部协商取消，进入审判程序。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既然是同一犯罪事实，如果只有部分被告认罪，其余被告否认，那么法院仍然要耗费相当的司法资源进入繁复的审判程序；而被告间又具有亲密的家族成员关系，如果不采“包裹交易”，无异是任由被告家族操弄司法程序，一方面选择无罪抗辩，一方面享受宽宥利益，岂有此理？

　　该案被告Mackie Bias同意认罪协商后，又主张其协商并非出于自由意愿而提起上诉，但遭上诉法院驳回。上诉法院认为“包裹交易”的认罪协商并非当然违法，只要法院在审理中履行相关的程序，例如确认被告自由意愿、告知被告法律权利、认罪内容符合事证、了解包裹交易关联及知悉其余被告刑度等，“包裹交易”的认罪协商即属合法。

　　依照美国司法实务，检察官对家族共犯的认罪协商多半采取“包裹交易”的模式，法院则将上述标准列为审查重点，俾能在实践社会正义和保障被告权益之间，求取平衡。

　　至于部分被告频闹绝食、征文比赛、法庭爆料；部分被告拒绝出庭，选择承认、护夫救子；部分被告认罪协商、南迁豪宅和重新出发等，经检索英美法学数据库后仍然查无类似案例，实难评价。(张升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