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12日电 美国《侨报》当地时间11日发表署名评论文章说,针对美国严峻的经济形势,美国国会参议院10日通过了总额为8380亿美元的新经济刺激计划。面对这份刺激计划的实施,全球的供求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美两国的决策者需要充分发挥大智慧,为全球经济做出贡献。
文章摘录如下:
针对美国严峻的经济形势,美国国会参议院10日通过了总额为8380亿美元的新经济刺激计划。
面对这份刺激计划的实施,全球的供求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美两国的决策者需要充分发挥大智慧,为全球经济做出贡献。
中美应共同调整贸易失衡
从经济结构来看,中美双方都存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的结构不平衡。中国持续贸易顺差与国内储蓄率太高、消费率太低有关;而美国持续逆差,则与其储蓄率太低、消费率太高等问题有关。
目前,中国4万亿元人民币规模的扩大内需政策已开始实施,这意味着中国将不再依赖拮据的美国消费者。这一举措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国内经济,同时也会起到支撑世界经济的作用。
在过去的20多年间,出口带给中国的收益大致只占到GDP的12%左右,中国的经济增长完全可以摆脱对出口的依赖,这才能真正的发挥了中国自己的优势。
金融危机前后,美国方面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缓解两国间贸易摩擦和经济的紧张状况。但现实情况是:即使实现了人民币的升值,也不能够消除中美两国间紧张的局面,美国一味敦促人民币升值并非最好的做法。
设想一下,如果人民币马上实现25%的升值,而亚洲其它货币汇率不变,美国虽然减少从中国进口产品,但会增加从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进口,美国整体的贸易逆差状况却不会发生改变。
中美贸易逆差更多来自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而不能单纯地把它看成是汇率原因造成的。这并不是靠一个国家单独采取行动就能解决,也不是只靠汇率调整就能解决,它需要很多国家共同采取行动。因此,面对中美贸易争端,我们需要关心的是中美两国怎样共同行动,而不是单个国家怎样行动。
促进中国调整经济结构
这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起到一个很好的唤醒作用,让人们意识到调整中国经济结构的平衡以及发展中国经济特点的问题。
在现代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金融市场衡量着一个国家的社会和制度竞争力, 例如在美国经济制度比较好的时候,其金融市场就发展得好,而美国真正最有竞争力的就是金融市场。
毫无疑问,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金融市场基本上主宰了一切经济活动的风险。
现实的情况是,全球资本出口60%都进入美国,许多国家都认为美国占尽了全球便宜,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就在于美国的金融市场有着强大的优势。
所以,如果中国想改变谈判地位的话,就一定要发展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存在巨大的风险,金融危机更是让人们感觉到了现代金融模式梦想的可怕和“伤心”。风险本身并不可怕,最重要的是怎样规避和监管风险。应该说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也将带给中国新的发展机遇,将导致的未来世界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重大变化,必将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不妨分析一下中美两国银行业的优势和合作的可能性,以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平衡。例如在中国的商业银行和国家政策性银行,是否可以考虑参股美国的银行,成为其最大股东之一。
这样的股权结构对中、美都有利,因为中国银行的优势是资金雄厚,且不会面临破产问题,其国家背景能保证长期战略的实施;其问题是自身机制及国际化团队还不成熟,对国际市场及机构的运作不熟悉。而美国银行业的问题则是不得不考虑短期资金及市场压力,但优势是具有好的机制及团队。两者结合,刚好互补,但需要磨合期,美国金融调整将需要3至5年时间,这段时间,中国金融将有机会大发展。
解决经济问题须解决社会问题
一直以来,西方世界生活在“工业化经济体制”和被称之为“民主”的政治体制统治之下。这两种制度于上个世纪末叶,在西方世界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原因在于它们为那个时代所面临的一些主要的难题提供了暂时的解决方案。它们的权威影响无所不在地直接反映在这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生活中。
时过境迁,其“无所不在”的体制出现了问题。笔者认为,以美国为首的金融体系导致了全球日益严重的经济衰退,究其原因绝非“缺乏自律”、“盲目追求利润”和“缺乏监管”等因素那么简单。
当前美国金融危机表面是由次贷危机引起的,实质上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也是社会问题不断积累的结果。这个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哲学伤害了美国,危及其国家的未来,危及其后代的发展,更为荒唐的是,它使那些试图实现美国梦的人变得更加艰难。
美国经济学家嘉德•伯恩斯坦认为,以人为本和保证每个人能够分享发展成果的公平经济应当是发展政策的核心。而在已过去的岁月里,这个有害的价值体系产生了一系列充满极度个人主义基因的政策措施,它的核心不是通过政府解决经济社会问题,而是仅仅通过市场。金融危机的现实可以证明,社会经济体不论是“计划中的市场”还是“市场中有计划”,正确的价值取向才是社会解决方案的核心和关键。
世界经济百年起伏动荡的历史表明,让所有国民获益是实现有效扩大需求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
对于已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经济”阶段的“消费型”经济的美国来说,所谓有效扩大内需,就是让钱尽可能少地流入高收入群体腰包,尽可能多地流入低收入群体手里,以解决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问题。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决策者在效率和公平的双重原则下,精心设计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和公共服务政策。
对于处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经济”双型“刚性型”经济的中国来说,所谓扩大内需,就是让资金尽可能多地投入到不重复的基础设施建设,尽可能快地促进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让更多的国民从国家经济发展中受益,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社会问题。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决策者在计划和市场的双重调整下,遵循市场原则、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制定出更有效的社会机制,进一步观察各国家和经济体的振兴经济方案,在全球的供求关系必将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保障“自救”,用大智慧和新眼光随时审视全球经济的变化。(刘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