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10日电 香港《东方日报》10日发表评论说，中国官方日前发文咨询，准备制订中国版的“限薪令”。国企高管限薪的冒起非偶然，不过，中国版高管限薪不能急促而无方向。

　　文章摘录如下：

　　中国财政部日前发文咨询，准备制订中国版的“限薪令”。对外吹风指，国有金融企业高管最高年薪，为税前收入人民币二百八十万元。此前，中保监、国资委都颁下有关薪酬的规定，盯紧了高管的收入，限薪似成一时风气。限薪的冒起非偶然，明显事出于内有群情汹涌，外有诸多先例的推动。

　　内地对高管薪酬的怨气，缘起于有证券行被揭出“天价薪酬”事件，这无疑极大触动股民的神经。在过去一年，内地股市惨跌，股民财富大出血，借此股市表现，券商高管却照拿高薪，岂有不激发民愤之理？内地高管薪酬向国际看齐，远比企业管治向国际看齐走得快，更有甚者是有的企业绩效奇差，高管照拿高薪酬，这种与国际挂钩，而不同效益挂钩的现象，明显暴露失去制约的倾向。

　　另一边厢，是全球掀起的限薪潮。美国总统奥巴马不满救市资金填了高管荷包，发出上限五十万美元的“限薪令”。此外，德国对注资打救的银行严格限薪，英国政府鉴于银行发巨额花红的冲动，计划禁止薪津过高以息民愤。国际的范例频出，对内地采取限薪构成重大压力，特别在失业攀高、民怨激发的情势下，难以再宽容高管的“天价薪酬”。

　　其实，若订定人民币二百五十万元的限薪，可谓对高管仁慈有加了。表面上，该上限折算低于奥巴马订下的五十万美元，但若考虑购买力因素，恐怕实在有高无低。况且内地企业还出于“下有对策”，透过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各种社会保险等灰色福利收入多拿多占。早前已揭露不少垄断性企业，在限薪规定之下，滥发福利收入的现象，可见受政策护航的国企有绩效占优之利，也富含滥发薪资的贪欲。

　　有专家力指，中国版“限薪”应以人民币五十万元为宜，因为美国“限薪”的五十万美元，约为大学教授收入的五倍；人民币五十万元已超过内地大学教师收入的五倍。这个比较不无道理，事实上，不少国企的高收入是占了政策保护的便宜，而非源于高管的专业才智。反而干部人事轮替方式，增加了在位期多分多占的贪欲。

　　在无情批判华尔街贪婪酿成金融海啸之际，内地一些国企高管的贪欲所呈不良的势头，应当引起警觉。而且在内地增长模式被迫转向消费拉动型，国企所反映的分配模式，已经非改不可。以往的分配机制显示，国企多占盈利的情况严重，这从社会总存款中，企业控制的比重，远大于国家或民众的份额，反映企业的现金控制丰厚。然而，一方面企业现金丰厚，却吝于向股民派息，股民得不到应有的财富收入；另一方面坐拥丰厚的现金，又增加了企业内部多分多派的动机和欲望。

　　总而言之，限制一些国企高管的贪欲膨胀，国家在管理上要发挥监察的作用，以往在国际化的旗号下，出现了薪酬膨胀的势头，失去了防微杜渐的先机。同时谋求纠正的决策，又要留意两方面倾向不可偏废：其一，不视为平息民愤的权宜之计。这是搞好企业管治，有助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需要，因此应作为可持续的制度性安排，做出长远的可行规定；其二，有关规定要体现同企业发展需要的平衡。主要是维系企业薪酬，对所需人才的吸引力，同时对企业高管能发挥经营的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