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10日电 香港《文汇报》日前刊出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的文章说，上海媒体日前发表一篇论及“说上海方言是没文化”的文章，引发上海不少市民的反对。只有能同时真正接纳方言和标准语的城市，才是一个真正开放的城市；从上海市民来说，更多地培养一种宽容的文化心态，恐怕也是题中之义。但愿通过这场争论，上海的文化心态能有更进一步的开放。

　　文章摘录如下：

　　上海《新民晚报》日前发表一篇谈上海方言的文章。文章写道：“新上海人，浦东密集度最高，办公大楼里最多。到浦东，尤其是陆家嘴，都说普通话，说上海话是没有文化的表现，有点像美国土著红种人。在浦东的饭店酒店，连拉门的服务生都是说普通话‘先生先生’的，在浦西，黄河路美食街上一片上海话敲车窗：‘阿哥阿哥吃饭伐？’可见新旧上海人密度差异。”没想到，文章发表后，引发上海不少市民的反对。

　　方言的文化魅力和局限

　　笔者自小生长于上海，二十多岁出国留学、工作，后又在香港生活近十二年。有关方言的问题，笔者1998年就发表过一篇散文，题为《上海：方言的意境及其失落》。现不妨将该文的片断摘录于此：

　　我生命的前二十六年是在上海度过的，从德国或香港返回上海，不用几日，我便慢慢找回了正宗上海话的感觉，并开始以这种感觉进入周围的上海文化之中。一俟这样做，我立时感到一种舒畅和顺利。这是一种十分奇妙的感觉；第一句开口时的语调、韵律极其重要，必须与其时、其地的文化氛围相吻合；如果其后你还能把握这种意境，那么不管什么沟通十有八九都是会以顺利收局的，因为在这种意境的笼罩下，说话双方进行的已不仅是语言，而且也是文化上的交流，双方彼此都会有一种极内在的东西在联系着他们。

　　这便是方言的魅力！有了方言，你可以极随意地流露你的自我，也可以极容易地与同一方言文化区的人们达成沟通。用方言可以达到一种用标准语远不能达到的意境，原因很简单：与方言相比，标准语太严肃、太正统。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香港，每当看到许多人们以广州方言作随意、轻松的交谈时，我的心里总怀着一丝羡慕和欣赏。

　　然而，前后两次回上海，我发现，我讲标准语(即普通话，或曰国语)的机会几乎达到说上海方言机会的十分之三，甚至更多。虽然我对此并无不适，因为近十年来，我无论在私人还是在社会场合，只要讲中文，基本上都以用普通话沟通为主，但我还是惊奇于上海的变化之大。

　　须知，十年前，说普通话在上海市民中，基本上还是一件被排斥的事，说普通话的外地游客，在上海商店里总会遭到各种各样的捉弄。但进入九十年代中后期，上海人这种封闭的文化心态正在发生慢慢的变化；如今，拷机台小姐的问候语是普通话，航空公司电话订票处小姐用普通话，各大公司秘书人员用的是普通话，就是商店售货员，只要你不开口说上海话，一笔生意也尽可以用普通话愉快地完成。

　　好几次，我都故意以这种方式测试今日上海人的文化心态开放程度，结果没有一次有被捉弄的感觉；而十年前则正好相反，每一次我都最后不得不搬出我的一口地道的上海话。

　　愿意开口说标准语，是一种文化开放的标志；而能说一口流利、纯正的标准语，则更是富有修养的象征。

　　如果说，方言是一种表达随意和轻松的工具，那么标准语则象征着壮重、严肃和修养，两者缺一不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海方言在社会场合逐渐为标准语所代替，是一个极大的进步。

　　魅力和宽容并存

　　从这篇文章发表至今，我又在香港生活了十多年，但我对方言魅力及其局限的看法却依然如故。能用方言进行轻松的交谈，是一种惬意，但这种惬意却不应走向文化排外和封闭；同样，现代社会拥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人们，必定在方言之外掌握较为纯正的标准语。

　　从方言推而广之到城市，一个拥有方言的城市在文化上是美丽的，但这绝不能成为文化封闭的代名词，迅速发展的上海和回归后的香港其实都面临相同的问题；只有能同时真正接纳方言和标准语的城市，才是一个真正开放的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在不同的场合同时容纳方言和标准语，是上海走向开放的标志。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民晚报》的署名文章以点盖面，没有进行系统的阐述，引起反响不足为奇；但从上海市民来说，更多地培养一种宽容的文化心态，恐怕也是题中之义。但愿通过这场争论，上海的文化心态能有更进一步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