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月9日电 香港《亚洲周刊》2009年第3期刊文说,奥巴马上任后应该首访北京,这样可改变美国在中国“我行我素、功利市侩”的形象,用行动换取信任。世界正在剧变,奥巴马若访问中国,不应只是因为各项燃眉之急的需求,更应是受到不同以往的历史视野、全球格局与强烈的责任感所驱动。
文章摘录如下:
下次的二十国集团(G20)高峰会即将于四月在伦敦举行,在此之前,奥巴马应偕同家人并率白宫财经安全团队访问中国大陆。世界正在剧变,希望奥巴马若访问中国,不只是因为各项燃眉之急的需求,更是因为受到不同以往的历史视野、全球格局与强烈的责任感所驱动。
无庸置疑地,奥巴马上任后最急迫的任务就是竭尽所能拯救美国的经济,力阻大萧条的发生;大概也很少人会反对,要成功达成这个目标,必须有国际同步的合作。美中两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中国是美国国债最大持有国。为了增加财政支出、确保资金周转,美国需要中国持续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中国约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被视为是稳定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重要力量。
对中国来说,经济增长取决于稳健的美国经济,中国需要有运用美元的安全投资对象,更需要美元能稳定其在国际结算与储备中的地位。中国是美国消费者购买廉价产品的主要供应来源。美国国会不该对中国产品的进口设下贸易障碍。
两国除了应携手承诺避免保护主义的抬头外,也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以及国际金融监理的议题上密切合作。中国更应将危机化为转机,大步朝向成熟经济体结构转型,将出口导向型转变成消费需求型,以改善美中经济经常帐收支严重失衡的问题。
其实,除了金融危机之外,包括从反恐、朝核问题、区域热点、能源危机到因应全球暖化,解决目前几乎所有的国际问题都需要北京的合作。美国媒体也已经指出,奥巴马将是有史以来最依赖中国的美国总统。但是这些重要议题都可由新任的财长盖特纳、国务卿希拉里、国防部长盖茨及能源部长朱棣文分别与北京磋商。
中国大概最不需要的就是美国老大哥平时我行我素、有求于人时才打躬作揖的市侩心态,还有动辄搬出民主、人权来“检验”别人的伪善作风。身为全球最重要的领导人,奥巴马应该打破惯例在上任后立即出访北京,是要用行动回应时代给新任美国总统的重大课题——旧秩序已奄奄一息,新一代的全球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体系则需要跨越东西藩篱、强化国际社会的治理机制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能力,才不会难产。
我们正经历二次战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凛冽的寒冬。刚卸任欧盟轮值主席的法国总统萨科齐,以欧洲领导人之姿归咎美国资本主义,大敲“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丧钟。“华盛顿共识”成了过街老鼠,虽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早就提出“后华盛顿共识”,而今更有人大倡“北京共识”优于“华盛顿共识”。小布什政府自大的作风、单边主义的专横,早已燃起全球的反美情绪,美国的形象跌到谷底,曾是单极超强的美利坚帝国风光不再。但这绝非意味着美国身为世界领导者的地位应该或即将被取代;而是美国领导世界的方式应该要改变。
“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有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有着一切,我们的前途什么也没有;”一百五十年前狄更斯在大英帝国的巅峰时期,忧心忡忡地预示像法国革命那样的一场历史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正虎视眈眈地威胁着帝国的未来。狄更斯死后,历经了两次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好几倍于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与混乱之后,快速崛起的美国才正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权。
从旧世界到新大陆,世界政经中心移到了大西洋的彼岸。今天,世界的政经重心正快速地由大西洋的两岸向太平洋的两岸移动。从单极到单一多极的世界,不一定要历经战火与萧条。不知道历史是否会像福山所乐观预言的终结于自由资本主义,但起码我们可以努力避免亨廷顿所断言的“文明冲突”的悲剧宿命。(郑丽文 国民党籍“立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