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24日电 香港《大公报》12月24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最近几年，随着国家反腐败力度的加大，贪官外逃现象也愈演愈烈，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中国有句俗话：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对于愈演愈烈的贪官外逃现象，我们必须认真审视诱发贪官外逃的制度隐喻的“庙”，深刻反思贪官外逃现象背后的制度性缺陷，才能真正从制度上建构起遏制贪官外逃的法治长城。

　　文章摘录如下：

　　如何有效治理贪官外逃现象？笔者认为，治理贪官外逃现象要国内预防和国际合作双管齐下，尤其是注重加强引渡领域的国际合作。腐败已经从地区性的公害泛滥为有组织、跨国化的相当规模的国际公害，因此反腐败也要像国际社会应对艾滋病、禽流感一样，加强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国际合作。目前，国内腐败分子潜逃出境或者将赃款转移出境的现象比较严重，给老百姓的印象是“逍遥法外”，这不仅导致巨额资产流失，而且国际影响恶劣。

　　包括引渡犯罪嫌疑人、送达法律文书、协助取证等职能的司法协助，是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重要制度，可以在反腐败国际合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200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全票通过批准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司法协助可在反腐败国际合作活动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首先，国内司法机关在办理缉捕和审判外逃腐败分子案件时，要严格恪守刑事司法的正当法律程序，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办案，同时要进一步完善现行刑事诉讼法，要以正当法律程序的理念重新审视和修订刑事诉讼法，要参考联合国制定的一系列刑事司法和人权保障的准则，特别是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包含的关于公正审判的一系列标准修订和完善刑事诉讼法。也就是说，不论是刑事立法还是刑事司法都要彰显正当法律程序理念，这既是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尊重，同时也可以避免某些国家以所谓不公正审判或没有遵守正当法律程序为借口而拒绝合作，减少追捕外逃腐败分子和追回犯罪所得的阻力。

　　其次，建议由中纪委监察部牵头，成立由公检法司等部门参加的反腐败国际合作特别行动委员会，负责领导、协调和组织重大的反腐败国际合作事务。反腐败国际合作涉及部门多，牵涉面广，需要公检法司等有关部门互相协作通力配合，因此成立一个权威的领导协调机构是必要的。

　　第三，重视解决引渡的法律障碍问题，探索引渡新形式，充分发挥引渡在追捕外逃贪官方面的积极作用。

　　抓获贪官其实只是第一步，还有后边的引渡、取证、审判，尤其是引渡，由于国际通行“死刑不引渡”原则、“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和“双重归罪”原则等，再加上中外法律差异，都会给引渡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特大走私犯赖昌星尽管早已被加拿大警方控制，但至今还赖在加拿大，几年都没有引渡成功就是典型例证。

　　“引渡”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是一个外交关系问题、政治问题。“引渡”问题一般通过两国外交部门之间的交涉解决，由两国之间的司法部门直接接触解决的情况比较少。罪犯逃往国的外交部接到逃出国外交部的申请后，交给司法部门判定是否符合本国规定的引渡条件，如果符合，也要由外交部最终确定是否实施引渡。

　　在国际社会，死刑犯不引渡是一条传统的原则。如果罪犯逃往的国家废除了死刑，罪犯逃出国要把这个罪犯判为死刑，罪犯逃往国不会引渡。有些国家即便没有废除死刑，他们只要断定你要判这个人死刑，通常情况下也不会引渡，以显示他们对“人权”的保护。哪些条件可以引渡，哪些条件不可以引渡，更多取决于本国法律做的具体的规定，各国之间法律存在的差异，也会造成引渡的障碍。

　　笔者认为，我们在引渡问题的国际司法协助上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要探索引渡合作的新形式。为实现把外逃贪官引渡回国予以制裁的目的，可以作出必要的让步和妥协，可以开展所谓有条件的引渡。

　　总而言之，我们要以大国的风范、积极的姿态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参与反腐败国际合作，要通过卓有成效的反腐败国际合作活动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在反腐败国际合作中发挥一个大国应有的重要作用。同时，要通过建构和完善追捕、引渡外逃贪官的制度警告腐败分子：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刘武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