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16日电 香港《文汇报》12月16日载文《中日韩会议奠定东亚合作基础》指出，从一个更长远的视角来看，日益机制化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很可能成为东亚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等全方位合作的平台，某种意义上，其意义堪比当年的欧洲煤钢联营。而东亚合作的新篇章或许将由此掀开。

　　文章摘录如下：

　　正当全球金融危机向纵深发展之际，12月13日，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首次在“东盟与中日韩”10＋3框架之外单独举行，表明东亚合作已经进入一个更为务实的新阶段。从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和行动计划来看，如何通过加强货币合作来应对当前危机仍是最令人关注的话题，但其意义绝不止于此。根据联合声明，中日韩三国将本着公开、透明、互信、共利、尊重彼此文化差异的原则，在政府和非政府框架内，开展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表明，IMF无法胜任全球最后贷款人这一职责，同时也充分暴露出东亚国家的金融脆弱性及缺乏区域协调的弊端。危机结束后，各国普遍希望加强货币金融合作以维护本地区金融稳定。短短几年时间内，东亚建立了名目繁多的货币金融合作机制，包括亚欧会议财长机制、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机制等。迄今为止，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也的确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清迈倡议、亚洲债券基金和亚洲货币单位等。

　　但近年来，东亚货币金融合作逐渐陷入了困境。原因一是现有的合作机制在功能上过多重叠，不仅浪费了区内资源，也导致相关国家在发展方向上出现分歧；二是各方相继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东盟当前仅仅满足于追求较低层次的一体化，而中日韩三国则围绕主导权问题争论不休，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难以取得突破。在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回顾时，便有明眼人指出，未来能够推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进行下去的，或许正是新一轮金融危机带来的威胁。而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无疑提供了一个绝佳契机。

　　虽然东盟常常被视为东亚合作的核心。但一般都认为，推动东亚合作的关键还在于中日韩三国之间能否实现良性交互。

　　以亚洲共同基金为例，其难产的过程便足以折射出三个东北亚国家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在清迈倡议取得阶段性进展之后，2007年5月，10＋3财长会议宣布在清迈协议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东亚外汇储备库”，以便在某个成员面临外汇资金短缺困难时帮助其缓解危机；2008年5月10＋3财长马德里会议进一步将这个储备库的规模明确为800亿美元，其中，中日韩分担80%，余下20%由东盟国家负担；但在2008年11月的亚欧峰会上，中日韩并未就80%如何划分达成一致意见，最终各方只是原则上同意在2009年6月之前给出答案。

　　客观上来说，韩国在此次货币合作中扮演了推手的角色。当然，这主要是出于其自身安全的考虑。虽然韩国在此之前已累积了超过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规模为1997年的十倍以上，但事实证明，在这场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中，韩国依然弱不禁风。2008年下半年以来，韩元贬值和外汇储备缩水的速度令人忧心。与坐拥2万亿美元和99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和日本相比，韩国更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在10月IMF和世界银行年会召开前，韩国便开始大力游说中日韩领导人进行货币合作。最初日本对扩大货币互换立场较为消极，更倾向于通过美国主导下的IMF框架来应对危机；但当这一倡议得到了中国积极支持时，日本的态度也不得不发生根本转变。

　　此次会议前，中韩、日韩宣布双边货币互换的规模同时扩大至300亿美元，对于稳定东亚金融意义重大。不过，扩大双边货币互换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稳定器”的功能，但远不如亚洲共同基金这个多边“蓄水池”的外溢作用强大。很明显，中日两国之间的心结并未真正解开；而韩国在解决后顾之忧后，是否还有足够意愿继续推动与中国开展更深层次的经贸合作也令人怀疑。根据过去的经验，韩国内心并不认为有必要与中国建立FTA。

　　不过笔者对此仍持乐观看法。从最近的欧亚峰会、二十国集团峰会、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等一系列领导人对话来看，中国已越来越意识到，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加强与其他国家的高层次对话与合作不仅具有象征性作用，同样也有现实意义。一方面，中国需要从全球多边、区域多边、国家间双边和国内四个层次上构建稳固的金融安全防火墙；另一方面，这也将决定中国在危机结束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处于何种位置。基于同样理由，韩国和日本领导人也必须继续深化与中国的对话与合作。 (刘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