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16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12月16日发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撰写的专栏文章指出，中国应付危机的重中之重应当是拓展内部需求。就是说要扩展国内市场。现在是中国高度依赖西方市场。这个局面如果得不到改变，中国会继续受西方毫无道理的制约。拓展内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的建立就会促成西方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一旦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的得到建立，市场就可以有效地消化西方对中国的压力。

　　文章摘录如下：

　　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已经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估计会在今后数年继续显现出来。这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不可低估。危机源于美国并延伸到西方各国。中国在初期影响并不大，主要表现在美国的各种形式的投资受到牵连。但这种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很难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产生很大的冲击。不管怎样，金融经济部门在中国的整体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并不是很大。

　　不过，随着西方金融危机开始影响实体经济，中国就很难抗拒其所带来的冲击了。可以说，金融危机对西方的影响和对中国的影响就其本质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不同的只是程度罢了。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互为负面影响，导致恶性循环。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的高度一体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经历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类似早先亚洲“四小龙”(韩国、香港、台湾和新加坡)模式，即外向型经济或者出口导向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在中国有其历史必然性，并非纯粹的人为选择。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闭关守国政策，内部的发展没有任何有效的动力机制。当时的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很清楚，改革开放从东南沿海开始。开放首先导致海外资金的流入，先是华侨资金，后期是西方资金。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国非常成功地利用了国际资本的流动，把中国经济纳入世界经济体运作过程之中。没有如此开放政策，中国很难想象能够在西方的阻力下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很成功。在并不长的时间里，中国俨然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这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

　　人们往往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理解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这很确切。但可再进一步说，“对内改革”的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为了“对外开放”。在很长时间里，与国际“接轨”是中国决策者们的政策重点。“接轨”的努力使得中国内部体制的改革和变迁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可以说，没有外在的压力，人们很难看到今天中国所经历的内部体制变革。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的经济的服务对象更多的是国外市场，而非国内市场。中国尽管是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其优势并没有体现出来。每次外部发生危机，中国都要受到直接和间接的冲击。实际上，中国并没有成为像美国那样的大陆型经济。除了和国际市场高度接轨的东南沿海一带，国家其余地区的经济并没有很好发展起来。这已经导致了很多负面效应。例如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和收入分配差异。很多年里，中央政府做了很大的努力来减少这些差异。

　　但可以说，如果经济发展结构或者模式不改变，政府方面无论怎样的侧重于“二次分配”的努力很难非常有效。再者，这种发展模式也导致了各省之间的经济互相依赖度很低，但和外国市场反而有很高的依赖度这种奇怪的现象。世界银行的数个研究都发现，中国各省之间的经济整合度远远不及欧盟主权国家的整合，甚至也不及冷战期间的苏联各加盟国之间的联系。这种结局并不是一般人们所认为的是因为地方政府搞地方保护主义，而是因为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当然，如果结构不调整，从长远来说，会对国家的整合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很显然，这种经济结构也使得中国很容易受制于外在的压力。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对世界经济作出的贡献怎么说也不会过分。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是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最主要一个因素。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产生的廉价的商品有效遏制着西方的通胀压力。同时，西方等经济发展和较发达国家在把低技术(往往是有害于环境)的产业转移到中国之后，进行了有效的产业升级。但是，对这些，西方并不领情。西方在从中国获得巨大的利益的同时，也经常在很多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包括环保问题，劳工和人权问题等等。他们忘掉了中国在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和西方有关。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是一个脆弱的经济强国。尽管经济发展很快，但受国际经济影响很大。再者，支撑发展的内部动力不足。从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来说，这种发展模式的潜力已经到了一个极点。为了对付金融危机，决策部门的重点仍在想尽各种办法刺激出口和吸引外国资金。尽管这样做对追求经济增长不无道理，但不能盲目。在对外经济方面，中国是时候进入一个很长时间的巩固阶段，而不是继续毫无道理地进行扩张。比如说，提高外国投资的品质要比规模更为重要。在对外经济领域也要讲产业的升级。

　　应付危机的重中之重应当是拓展内部需求。就是说要扩展国内市场。现在是中国高度依赖西方市场。这个局面如果得不到改变，中国会继续受西方毫无道理的制约。拓展内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的建立就会促成西方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一旦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的得到建立，市场就可以有效地消化西方对中国的压力。

　　内部消费市场的建立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这次危机表明，可持续的发展不能依赖于国际市场。近数十年来，尽管全球化不断深化，但并没有促成全球性规制体制的确立。各国只不过是各自想从全球化途经来获得经济发展的动力罢了，具有很大的机会主义色彩。虽然危机之后，各国政府在强调规制市场，但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全球规制体系并非容易。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中国不可能孤立于国际市场，但必须意识到这个市场的有限性。

　　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强国取决于内部生产和需求市场的确立。美国的强大在于其强大的内部生产和需求。中国经济要强大，必须兼顾国际和国内两个经济大局。现在的重点是国际市场和积累，造成强国际市场、弱国内市场，高积累、低消费的局面。因此也造成了那种中国人积累，西方人消费的模式的国际经济局面。很显然，这样的国际经济体系缺乏公正公平性。正如在生产过程，中国的高积累也对西方经济体正常运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西方并不买账。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就有西方人出来指责中国的高积累。中国要确立消费社会，这并不是说是为了回应西方，而是建立一个公正公平的世界经济体。

　　金融危机已经引出了中国国内有关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种种讨论。但是到目前为止，讨论还是不够深入，停留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层面。实际上，调整也好，转型也好，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增长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国际战略问题。应当特别强调的是，这种调整和转型并非要回到从前的关门政策，并非要实行经济贸易保护主义。巩固内部的经济体是为了更好的开放，更有效的开放和更持续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