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2月12日电 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在“封面专题”栏目载文指出，百万川震志愿者以网络、手机等方式自发集结，奔赴灾区，他们小规模编队，临时组合，却展示世界史上最大规模、也最快速的一次民间动员。他们救急扶难，发挥同胞爱与人道精神，展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茁壮，超越意识形态限制，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这支民间百万大军，被选为亚洲周刊二零零八风云人物。

　　文章摘录如下：

　　很多人不知道，在今年五月十二日四川大地震后，来自全国五湖四海、奔赴灾区现场的志愿者(义工、志工)，在一周之内，高逾一百万人。他们不是由党政力量组织，而是民间自下而上，透过互联网和手机，以小规模编队的方式，临时组合，却展示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也最快速的一次民间动员。

　　这支民间百万大军，因而被选为亚洲周刊二零零八风云人物。他们不顾自身安危，甚至有人因此牺牲性命，但却救急扶难，发挥同胞爱与人道精神，也展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茁壮，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限制，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四川绵竹的遵道镇是今年汶川大地震的重灾区，如今灾后半年多，依然能够看到当地老百姓在墙上写满“志愿者同志们辛苦了”之类的留言。这类留言其实散见灾区各地，并且往往将解放军与志愿者并列，“感谢解放军，感谢志愿者”。这些留言背后，是二零零八年中国大地所经历的最为波澜壮阔的民间动员，也是二零零八年中国最被忽略的历史性事件。

　　五月十二日下午两点二十八分，汶川大地震爆发。“我们该做些什么？”很多中国人都在问。晚上八点前后，成都人民广播电台接到血库告急消息，立即广播号召市民献血，血液中心很快出现千人排队的场面。晚上九点，成都的出租车司机开始主动赶往都江堰拉伤员。半夜十二点以后，成都当地广播台紧急呼吁更多出租车赶往都江堰。看到央视及全球媒体所呈现出来的灾难画面，无数成都以外的人准备奔赴灾区，贡献自己的力量。五月十二日到十五日，在救援的黄金七十二小时内，出现来自全中国百万志愿者奔赴灾区的场面。

　　五月十九日，四川共青团省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当天，登记的志愿者达一百零六万之巨，来自全国二十一个省份，其中成都人约有十万。六天内，这一百零六万自发动员救灾的志愿者，成为世界史上自下而上最大规模和最快速的动员，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奇迹。这还未将大批尚未登记的志愿者、草根NGO、以及来自港澳台与国际的志愿者包括在内。《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六月份的报道认为，川震志愿者数量高达“三百万”。后来，四川共青团继续公布的信息中，报名的志愿者已超过一百一十八万，派遣人数则超过一百五十三万。如此短时间内、全是自发动员，川震志愿者超过百万之众，在地震之前没有谁能预料？

　　辽宁人苏玉双，在辽宁朝阳县经营一个小饭馆。川震后第二天，苏玉双觉得自己的护理经验能为受灾群众带来帮助，于是收拾好随身物品就上路了。但是在北京火车站，售票员告诉她十四号到十七号的票都卖光了。为了赶往灾区，苏玉双找到北京西站一位负责人求情，特别安排了十七号到成都的车票，离开时她狠狠地向站长鞠了一躬。苏玉双一抵达成都立即就赶赴华西医院，她向接待她的院方人员说，自己要赴重灾区北川救援。苏玉双千里迢迢满怀热情赶到成都，院方人员没法劝住她，只能说：“好，我们送你去车站，但是如果你到不了北川就立即回华西，我们这里更需要你。”最后，由于北川的交通受阻不得不返回。

　　胥悦，二十出头，四川人，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地震发生时自己正在乐山的亲戚家。看着电视上的灾难画面，感觉自己再也无法平静的生活。十四号，她赶到接收了大量伤员的成都华西医院做志愿者。

　　冀冰，四川人，三十岁。五月十三日，他来到救灾期间接收最多重伤病员的华西医院，看到医生与护士处于满负荷状态，超量病人涌入导致新病人完全无人看管，情况非常危急。在国外受过专业社工训练的他，一个人做起了志愿者。过了一天，更多人看到了医院的混乱，纷纷与冀冰一起看护帮助病人。慢慢的，一个团队建立了起来。冀冰发挥自己受过的组织训练，将这个临时的团队高效运作起来，组成了一个草根志愿者团体。与冀冰一起的胥悦说：“这里的志愿者，前面五天就有三千，后来持续到六月份，估计也有五千人。”其实，十三号以后，与华西医院类似的草根志愿者组织，在整个灾区遍地开花。

　　王晴，成都人，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以前做过野外生存的培训师。无法抑制想做点事情的冲动。十三号，他联系朋友决定去彭州。他说：“之所以选择去彭州，是因为感觉我们野外生存的经验可以帮到很大的忙。”到彭州做志愿者要先到团委拿路条。到了团委才发现，“当时志愿者非常多，人满为患，很多人都是报了名但是根本走不了”。

　　五月十四日，新疆一支职业的登山队到达成都，他们去团委报名，他们带着装备希望能够进入灾区展开救援。但是此时团委的志愿者报名处排起了长龙，无数个来自各地的志愿者赶往这里报名。团委无法给每支志愿者团队安排工作。于是新疆的这支登山队直接冲到重灾区安县。十五号，在进入安县唯一畅通的公路口三家坪处，他们被人拦了下来。拦住他们的人是王晴。当天被王晴拦下来的不止有这支登山队，还有一支政府进灾区考察的队伍，以及众多记者和其它志愿者。

　　徐斌，四川人，“圣爱基金会”的创办人之一。这个基金会关注的重点是孤残儿童，以及痲疯病人。但是地震发生后，为了救助更紧急的病人，他们决定暂时把目光投向了灾区。十四号，听说安县还没有通信，所有的人都很恼火。省红十字会安排他们去安县。于是，徐斌联系“驼峰登山俱乐部”的朋友，组织了二十多辆越野车，赶往安县。在接近安县的茶坪乡的山脚下，很多人都被震撼到了。“当时情况很乱，把我们的车当救护车用，很多伤员从山上出来，受伤已经超过十几个小时了，有的伤员失血过多，如果要再‘折腾’送到成都等地救治，肯定受不了。”看着那些伤员，他们无法离开。于是，他们连夜在这里建起了一个救助站。徐斌说：“这大概是灾后第一个救助站。”在救助站里对解放军救出来的伤员做简易包扎，然后送往大城市的医院。

　　王晴是十四号就来到这里的。他加入了徐斌组织的救助站。因为消息隔绝，安县里面的情况让外界非常担忧。徐斌说：“此时安县里面也派人向外探路。他们摸着悬崖边走了出来。出发的时候一共七个人，全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其中五个在路途中死掉。”最终只有两个人活着到了三家坪。于是安县内部的情况才为外面所知。一直到十九号，徐斌等人组成的救助站成了安县前线事实上的总指挥部。协调交通、分配物资、救助伤员，统统都由他们这些志愿者负责。中国大陆著名的公民记者周曙光，在震后的最初几天也在灾区做志愿者，事后他回顾说，在政府近乎瘫痪的情况下，一些志愿者组织甚至起到了临时政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