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1月20日电 美国《侨报》11月20日发表社论《中国救助企业 谨防伤及民生》指出，金融海啸袭来，全球同御寒冬，中国也陆续出招，在4万亿元人民币刺激经济的大手笔之外，又出台了各类维护经济稳定政策，总体令中国民众信心明显增强。但其中“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一条，却令学界、业界及民众莫衷一是。

　　社论摘录如下：

　　最低工资制度，本由美国当年想阻止妇女以低薪入职而始创。尽管世界各地均高有不同的最低工资制度，以解决弱势社群的就业问题，但自由派经济学家始终攻击该制度只会造成更多弱势劳工失业，反使社会走上“由善意铺成的劳役之路”，经济增长将被拖缓。中国自1994年实行最低工资制度以来，争议也长期伴随，但中央政府强力推行，不为所动，坚持保障就业提高收入，让国民分享经济成长果实。

　　此次中国主动就调整最低工资松口，应是首次，自然容易被视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滑严峻压力下的妥协之举。相关主管机构再三强调，这一措施的出台，是因为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就业形势趋于严峻。在中国经济状况不佳已成共识的背景之下，如果继续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只会让“过冬”的企业雪上加霜；若企业被迫裁员时，大量失业劳工又会影响社会稳定。按理说，近期暂缓调整最低工资、先保饭碗的决策，并未脱离保护劳工权益这一初衷，应该能得到公众的理解和肯许，为何最终结果并非如此呢？

　　首先是程序不当。该决策以保护劳工社群利益的名义出台，事先却没有听取民意，只是站在自己立场上假定民众的“所思、所想、所盼”，进而自作主张替民众着想。而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社会里，各群体间难免会为争取自身利益而产生误解。不曾仔细聆听不同声音的表达，自然难以避免事后非议和责难——对加速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的中国各级政府，如何不犯“好心办坏事”的错误，尤需反思与改进。

　　其次是目标存偏向。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当下，受损失的不止是企业，民众也是“过冬”者，国家要么不救助，要救助就得兼顾两者。要知道，中国4万亿救经济的十招中，核心就是民生，尤其是第八招明确提出了“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但迄今各方对民众仍无直接救助措施，针对企业的救助倒是不少，如提高商品出口退税率、推进增值税改革以及明年减税2000亿元等，暂缓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更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救企业而牺牲劳工利益。民众如何不心凉？事实上，只要官方在救助企业的同时不忘补偿劳工，如提高个税免征点、财政补贴特定人群——发红包，民众怎么可能如此强烈质疑“一碗水未端平”？

　　第三是形势判断不准确。大陆媒体公开报道显示，作为劳工就业主管机构的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地方就业形势的调研要在11月20日才能结束，但“暂缓令”11月17日就仓促下达了。事实上，金融危机并非让中国企业整体陷入“一损俱损”状态，许多企业因产品结构好、技术含量高，效益并未下滑，更有企业逆境上扬。而这种“一刀切”的“暂缓”令，让好企业可以名正言顺地不给劳工涨薪，损害了后者利益。

　　第四是药不对症。劳动力成本上升只是中国企业经营困难的一个因素，产品低端、竞争力不强也是主要原因，“中国制造”亟待提升产业。此次金融危机，正是中国产业“大浪淘沙”的契机，故而才有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高调批评倒闭的中小企业是“落后的生产力”，政府不能挽救。但“暂缓”令客观上纵容了“落后生产力”，让企业备感迷惑，从而阻碍产业转型。

　　更重要的是，此番金融危机的规模之大、程度之深，都不是少数国家能以一己之力扭转的，自身匮乏造血能力的中国制造业群体无论如何也不能够通过宽松的信贷在国际风暴中支撑下去。因此要重建市场，中国只能着眼于庞大的国内市场。

　　要想真正激活内需，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转，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不外乎让民众有钱可花、敢花。但是暂缓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等于一面让民众多从钱包里掏钱，一面又不许他们的钱包变鼓，岂非自相矛盾？加之近年来中国社会转型过急、过快，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崩解，民众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诸方面都充满焦虑感，本来就不敢放手消费。“暂缓令”再一下，更让民众产生与这一政策设计者初衷相反的心理预期：政府为了应对目前的经济危机，将更多地向企业倾斜，民众得到的是更不可靠的保障和更少的福利。

　　如此一来，中国庞大的扩内需计划因现在的投资主体是政府，未来的消费主体可能还是政府自己，无法从依托国际市场转向国民内需，延缓不了中国经济衰退的步伐，反而很可能形成一条螺旋下降的轨道：民众不敢消费——市场进一步萎缩——企业利润进一步降低——更多的企业裁员或关闭……倘若庞大的政府开支、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届时积重难返，必然在本国之内引发起新的危机，反成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