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维持一段美满的婚姻，有很多因素，我认为最重要一点，就是要“了解你对对方的要求，或设想的要求，不一定能实现”，能够接受这个事实，这段婚姻就成功了。婚前你对对方总有一种想法，一个看法；两人相处后，一定有跟你想法不一样的状况出现。这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状况下，有两个可能：一是你觉得不能接受，那这段婚姻的问题就大了。二是你能接受，而且不把它时刻放在心头，那这段婚姻就成功了。

　　《联合早报》：你对杜致礼的期待显然跟对翁帆的期待不同，是吗？

　　杨振宁：当然。主要原因跟杜致礼和翁帆无关，问题在我这边。和杜致礼结婚时我年轻，和翁帆结婚，我已经年纪大了。年纪轻和年纪大处理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不同的。我觉得处理这样的事情，我现在比从前聪明了。

　　《联合早报》：怎么说呢？你的“聪明”指的是什么意思？

　　杨振宁：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结婚成功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得要能够接受你后来发现的关系跟你当初想象的不完全一样。你得要能接受，而且得要能彻底的接受。这个观念是我累积了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和教训得来的，所以，我变聪明了。我认为一个聪明的人，他后来的婚姻会比较成功。有人曾经研究过这个课题，发现第一段婚姻的不成功率是比第二段婚姻的不成功率来得高。

　　《联合早报》：你可以举些和翁帆生活在一起后，体验到与你预期不同的例子吗？

　　杨振宁：我想不到什么太具体的例子，都是些小事。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很幸运的人，除了翁帆，我不容易另外找一个像我现在一切都很顺利的配偶。能和翁帆在一起，实在是个巧合。

　　《联合早报》：解决感情问题，现代年轻人有“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的理论。你怎么看这种处理感情的思维？今天你们两人是不是正是如此：不在乎天长地久，能有多久就多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你们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分钟？

　　杨振宁：我想整个世界社会的发展，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人们处理感情的方式的确是朝着你说的方向走。换句话说，是冲动的成分多了。从前的婚姻，在中国，百分之百是父母之命；在外国，即便没有百分之百，也占很重要比重。今天，父母之命已经没有束缚力量。加上，现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没有考虑清楚就结合，这从离婚率不断攀升可见。不过，最近我又发现美国的离婚率已经有了达到极限，没有再继续上扬的现象。

　　《联合早报》：是什么原因呢？

　　杨振宁：我想是因为太多离婚，给了年轻人太多负面教训，他们变得比较谨慎处理婚姻关系。我并没有看到统计显示美国离婚率不再攀升，我只是有这样的印象。

　　《联合早报》：作为一位成功的科学家，事业对你非常重要，家庭又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杨振宁：家庭对不同的人，重要性不一样；伴侣对不同的人，重要性也不一样。就像刚才提到英国科学家派尔斯，他丧偶后，独来独往十多年，没有想过再婚。对我来说，我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我对伴侣看得比一般男人重要。为什么是这样？我想这跟我成长的家庭环境有关。我和父母弟妹有很强的凝聚力，我们的关系很好。这使我后来很重视和家人的关系。我相信研究社会学的人，一定研究过在父母离婚家庭成长的年轻人，自己婚姻破裂的比率一定比较高。

　　深受父亲对家庭负责任的影响

　　《联合早报》：你在《曙光集》提到当日母亲很担心父亲从美国留学回来，会跟她这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妻子离异。她到家附近的教堂谈好，如果父亲抛弃你们母子，就带你去教堂“吃教”。最终你父亲没有这样做。即便你们住进清华园，父亲的同事夫人多半受过大学教育，甚至是留过学的，父亲对母亲的态度还是很好。你会同意，婚姻生活除了爱情，责任也很重要吗？你提到“婚姻生活里，负责任的心理是一个重要环节”，这是受父亲影响的吗？

　　杨振宁：是的，我想是有影响的。父亲那辈留学回来，跟妻子离异的人可说比比皆是。父亲在这件事上，显然做了重要决策；我想，这跟他的个性有密切关系。也许是他的因子留在我身上，也许是耳濡目染，我深受他对家庭负责任的影响。

　　父亲同辈人，和妻子离异，跟别的女人结婚，产生的家庭状况变得很复杂，父母亲到晚年，显然达致了跟原来妻子不离异，问题比较少的结论。父亲留学回国，没有遗弃母亲，这个决定被证明是明智的。

　　《联合早报》：胡适是另外一种情况。在外面虽然有很多女朋友，却不敢和妻子离婚。

　　杨振宁：胡适的情况不同。他出国前只订了婚，并没有婚约；他是不敢违抗母亲意旨，才和跟他没有感情的江冬秀结婚。他在外面有女朋友，后来还有婚外恋，却不敢离婚。他们那辈人都肯定他这样做，今天的人怎样看，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的婚姻生活并不愉快。我曾经去过他在纽约的家，他的妻子整天打麻将，他的婚姻显然并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