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20日电 香港《明报》10月20日发表《亚洲周刊》主笔南方朔撰写的文章《从王永庆到郑深池》指出，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逝世，而台湾“新金融教父”郑深池则因涉嫌政商勾结贪贿而成为被告。王郑两人并无瓜葛，但这样的人间沧桑却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王永庆所代表的，乃是1960年代起台湾筚路蓝褛、拼搏努力的时代精神；而郑深池所反映的，则是1990年代后，台湾政商勾结、贪赃枉法、侵吞“国产”的另一种时代精神。由王郑对比，以及两种时代精神的消长，容我们大胆的说，它其实已透露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台湾已日益远离它一度拥有的黄金时代。

　　文章摘录如下：

　　上星期，美国时间10月15日，台湾企业家王永庆逝世，消息传到台湾已是16日午后。而就在16日当天，台北最高检察署特侦组决定于17日搜查3家大型金融控股公司“元大金”、“中信金”、“开发金”。过去10年在台湾金融界叱咤风云的“兆丰金”前董事长郑深池，因涉嫌帮助陈水扁家族海外洗钱而被列为被告。

　　台湾“经营之神”王永庆逝世，而台湾“新金融教父”郑深池则因涉嫌政商勾结贪贿而成为被告。王郑两人并无瓜葛，但这样的人间沧桑却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王永庆所代表的，乃是1960年代起台湾筚路蓝褛、拼搏努力的时代精神；而郑深池所反映的，则是1990年代后，台湾政商勾结、贪赃枉法、侵吞“国产”的另一种时代精神。由王郑对比，以及两种时代精神的消长，容我们大胆的说，它其实已透露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台湾已日益远离它一度拥有的黄金时代。

　　明年(2009)，乃是国民党政府迁台60周年。回顾这60年，从1972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到他1988年死于“总统”任内，乃是台湾经济快速起飞的时代。台湾的经济发展过程里，“国家机器”及所属的“国营”企业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但它却也能开放出一定空间给予民营公司。王永庆的石化王国就是蒋经国时代将石化列为关键产业，王永庆始得以由石化的中下游开始发展，最后进入上游，成为台湾排名第一的实业家。这也就是说，如果1970至80两个年代，蒋经国是政治上的代表人物，王永庆则是经济上的代表。那个时代，政治主导一切，但从政者廉洁而有能力，对全球政经变化和产业未来也极具见识，他们遂能开创出“官民双赢”的局面。

　　今天台湾讲得出字号的企业家，都是在那个充满了机会的时代而起家的。那个时代台湾也有过能源危机和全球衰退的考验，但有能力的政治精英和技术官僚，确能藉着恰当的反应，以具有前瞻性的“十项建设”及“十二项建设”改变产业体质，当难关一过，即能迈步高飞。那个时代，中国耽于政治斗争并有“十年文革”的动乱，台湾因而有了成为四小龙之首的黄金时代。

　　而到了今天，台湾过去那种极有远见与能力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部分，已在新加坡有了更上层楼的表现。而台湾本身呢？在1988年蒋经国逝世，李登辉当家，并进入漫长的民主化过程后，整个情况其实是走在一个“吃老本”的道路上。在这个恶化的过程里，有几点特别值得提出﹕

　　其一，乃是在李登辉时代，他完全不能体会到过去那个“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的火车头角色，因而只是将它视为是个特权体系。于是特权分赃、政风败坏等遂从那个体系里出现。人们当清楚记得李登辉当权时，他的亲信刘泰英主控了党营及“国公营”企业，手上掌握了台币数百亿现金，成了最红的“财经教父”，在工程特权、房地产及股市呼风唤雨，而其下场则是不但亏损连连，甚至还因一宗弊案而正在牢里服刑。刘泰英呼风唤雨的那些劣行，事后并没有被细细追究，否则当会有更多劣行与弊端。

　　其二，在李登辉时代，整个台湾社会的经济论述，都以“反国民党垄断”为主轴，而完全不能客观面对昔日那个“国家资本主义体系”所做的贡献。于是，在“反垄断”的口号下，“开放”与“民营化”遂成了主流价值，而对“国家资产”的巧取豪夺也就在这些口号的掩护下展开。李登辉时代大举开放银行，其结果乃是一堆劣质银行成为少数人掏空资产的工具，它至少造成多达千亿元的损失。这笔烂帐有待将来研究台湾财经史的人慢慢来盘整清算。

　　其三，而更恶劣的，乃是从2000年陈水扁当权起，他已比李登辉更上层楼。他在“二次金改”的口号下，大举将公营行库让特定的民营金控并吞。于是小民营金控并吞公营大银行这种“以小吃大”、以低价贱买，而陈水扁自己则在贱卖过程中坐收贿赂的弊端丑闻遂告出现。

　　这种贱卖“国产”的模式，在1990年代中期曾在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当权时出现。例如他把价值百亿美元的国营石油或矿产公司，以私有化之名出卖，作价5亿美元，于是他的家人亲信向银行特权贷款5亿，买到公司后，再将该公司十分之一股权出售给西方公司，坐收10亿，缴还5亿贷款，于是该亲信未出分文，即取得一家百亿公司的九成股权和5亿现金。俄罗斯在短短两三年内即出现两打10亿美元级的富豪，靠的也是这个伎俩。陈水扁任内台湾出现好几家资产上兆的金控公司，靠的也是这个伎俩。在政治上，他藉着贱卖而收编财团，这是个“再封建化”的过程。而就私人利益而言，则是他可藉此立即收到大笔孝敬。

　　而郑深池就是陈水扁当权时的“新金融教父”，他和李登辉时代的刘泰英相当。由截至目前的各类信息，我们已知道他在“二次金改”贱买贱卖“国产”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大的角色，也在完成交易后输送贿赂时负责穿针引线，将贿款化整为零汇往扁家的海外人头账户。郑深池是台湾海空运输业巨子张荣发的女婿。他在陈水扁当政的8年里权倾一时，不仅可以呼风唤雨，更可喊水会结冰。他在被特侦组约谈时曾说道﹕“我等这一天已等很久了！”他牵涉到多少弊案，还有得追的！由郑深池的角色，我们已可清楚的看出，他是陈水扁时代不努力开创经济前途，而只是想着贱买贱卖“国产”那种时代精神的具体证明。陈水扁8年任内最大的“贡献”，乃是他已把台湾的公有资产掏空。

　　因此，由王永庆到郑深池，他们都可算是企业家，但却是完全相反的类型。王永庆死后，台湾人普遍认为像他那样的企业家已不可能再有了。王永庆毕生脚踏实地，做着长期的努力，务实不务虚；而郑深池这一代，则搞政商关系，炒短线，不向外扩张，而只是吃着“国家资产”。今天的台湾，政府所拥有的财经筹码日益稀少，遇到外在挑战，即捉襟见肘，已露出“国穷”民也穷之态。由王永庆到郑深池，这难道是偶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