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紧逼,唐军在河南漯河通电,以“护党救国”号召动员发难,蒋介石回想戴笠送来那份情报的真实性。命令参谋处提出检讨之同时,发现情报中附有唐军驻防地图,以及提供参考的作战计划数据。这件计划,竟是击败唐军的蓝图。蒋介石渡江讨伐叛军前,为了感谢黄金荣供戴笠送来情报之贡献,曾派员往上海向金融祝寿。战事结束后,并委派黄金荣为总司令部参议,同时召见戴笠,激励有功,慰勉备至。戴笠黄埔没毕业,得赐同黄埔出身。戴乘机向总司令献策,曰:“用兵行政,情报不可须臾忽缺。”戴笠亲呈建立情报系统意见书,蒋阅后非常赞许,如是指定郑介民、张炎元研究进行。经过轮番会商慎思决定后,象征性成立了一个密查组。编制只十余人,以搜集军中情报为职责,达成维护领袖,团结军心为目的。由戴笠组织策划,这就是戴笠进身蒋家天下的第一步。
经过轮番会商慎思决定后,象征性成立了一个密查组。编制只十余人,以搜集军中情报为职责,达成维护领袖,团结军心为目的。由戴笠组织策划,这就是戴笠进身蒋家天下的第一步。
戴聪明过人,任事精进,在工作上,得寸进尺,在业务上得陇望蜀,忠勤笃实,深为同辈同学以及顶头上司的信任。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几个大军阀如华东的孙传芳、华中的吴佩孚、华北的冯玉祥、东北的张作霖,经不起真刀实枪的战斗,一打就垮了!
继之存在的地方割据的势力,比军阀障碍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九三○年中原大战后,北方有冯、阎联合事件,继起有南方两广联合事件,一九三三年有“福建人民政府”的事件,然而这提供了“时势造英雄”的机会。戴笠冒险犯难,洞烛机先,处处事事表现异常的成功。因此蒋益加宠信,当一九三二年“蓝衣社”成立时,其中最重要的特务处长被保举六个大员中,惟戴笠得到重视被圈选。
这虽然是个对外不公开的机关,但戴笠就凭借这块招牌飞黄腾达。这个处,于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在南京徐巷府成立,内勤作业编制共有一百四十五人,戴笠为了这个光辉灿烂的日子,定为军统的“纪念日”,每年此日军统人员都有隆重的集会。以后更名保密局,再正名情报局,纪念日照常集会。不过情绪悲痛,主持人除报告戴氏的丰功伟绩外,就是戴氏空难逝世的情形,这个纪念日从此变为戴逝世的纪念日了。
邓文仪是黄埔一期生,他在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莹担任调查课长,年轻得志,那时官拜陆军中将。但他喜欢舞文弄墨,书生气很重,不擅长搞特务那种心狠手辣的事情。
他暗地里看上了戴笠是这种材料。他辞卸调查课的职务,交由戴来接棒。因为力行社(蓝衣社)特务处戴任处长,也是邓文仪推荐的。
邓说:“戴同志禀赋异于常人,精神饱满,聪明睿智,刻苦耐劳,颇有革命英雄气概,豪杰作风,为一般同志所佩服。”因为邓有感于特务处是“蓝衣社”的组织,对外不能公开,把军委会调查课并一起,就名正言顺了。戴无异黄袍加身了!这都是邓巧思构想的安排,以后邓任新生活运动总会总干事,展布益宏。作风开明,正视伦理,以复兴礼、义、廉、耻为训政中心思想,推动新生活运动,自是蔚为一股不可抗拒的热流,提升了国民爱国的影响力,全盘推行的计划,很适应“蓝衣社”的发展,尤其对转移社会风气,起了蓬勃鼓舞的作用。
然而时势推移西安事变突然发生了!所谓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遭到民主潮流的洗刷,蒋介石鉴于情势所趋,有南京撤守武汉时,打定主意,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除力行社(蓝衣社)宣布合并外,所有杂乱的小组织一律裁撤,这个新组织由陈诚担任书记长。
力行社的名义虽然合并,但这样一个庞大的政团、制度、人事、组织早已形成架构泛滥全国,一下子把它收拾解体,说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且说力行社可以合并,然而力行社的特务处实质业务以及当时所担负的使命,就不能符合三青团的体制。
处于进退两难时,由贺衷寒召集了力行社中央干事会议,议决责成特务处戴笠处长处理。戴笠顺应得时,驾轻就熟,兼容并包,统统纳入军统。调整部署,非常成功,皆大欢喜。一句总话,
戴笠成为力行社的受益人,传承了力行社的法统。人事方面,黄埔的同学固然是可靠的同志,黄埔圈外的才俊一视同仁,如留俄学生,中共脱党者以及知识青年,都是他得力的干部。如郭寿华、李叶、李果谌、王新衡、朱若愚、徐业道、陶镕、刘哲民、孔觉民、王平一、吴赓恕、张毅夫等,都能呼诺自如,在工作上有极重要的难能,成为戴氏左右手。
以后事务专一,在一人之下,真是权高人众,可以随心所欲,做较有系统的布置。原则上由点线扩面发展,分支机构,星罗棋布,他的组织,重要地区设立一级单位,日区,上冠地名,各省设站,以次设直属小组。但情形特殊者一省可分两站,如福建有闽南站与闽北站,系统上站属于区,组属于站。
其它尚有南京国际组、交通通信组、禁烟密查组为直属管辖。他在抗战末期,在中美合作所任内,得到美国支持武器,戴自己单独建立了一支三不管的部队,立于政府建制三军之外,驻防沿海。名称是“忠义救国军”。由黄埔四期毕业的周伟龙担任,另外又成立了“别动总队”,总队指挥,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日本投降后,这两支武力,改制为交警总队,名义上属交通部,实际上归军统指挥派遣,共为八个总队(每队人数相等于一个混成派),至一九四九年总队扩充为二十四个单位,交警总局长首任是吉章简,副局长是周伟龙、马志超。在国共和谈停战中,交警总队发生了比正规军的“战果”更丰硕。
戴氏一身是胆,聪明睿智,料事如神,非常周详牢靠。他统帅的干部,半数是他创办的各种训练班的学生,耳提面命,心传神会口授,无微不至。戴氏在各种训练班中,有两堂战斗课程。主题之一,是由“黑夜到天明”,主题之二是“初夜”。是属于游击战的一种,笑脸攻势,肉搏缠斗,战无不胜,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杀得难解难分,以争取最后五分钟的胜利。这种战术,女同学最有心得,承受真传,战果辉煌。更有值得一提的,戴笠主使策划两件重大刺杀案,事前筹谋得计,事后不露形迹。第一个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因汪由重庆飞昆明,离昆明飞越南河内,发表“艳电”主张,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谈,严重影响抗战胜利的追求。戴笠得到汪出国谋合的情报,已预派神枪手鲁翘先汪到达河内,从事布阵,相机行事,不巧阴错阳差,曾仲鸣做了替死鬼。汪虽然得免不死,但已成为惊弓之鸟,而胆颤心惊,失魂落魄。
第二个是曾任民国初年的国务总理,是国内外知名人物,传说有意接受日本煽动,组织伪政权,密令周伟龙指挥决策。唐居上海,处于日本特务宪兵保护下,苦无机会下手。最后周伟龙亲自出马,由浙江潜入沪上,经过调查研究,探知唐绍仪嗜好古董字画,而引带古董商人与唐见面者,即唐绍仪的外甥。周伟龙携带两件稀世古董,买通关节,请求收购,唐不疑有他,欣然允之,同时鉴赏难得一见珍品。聚精会神,赞叹不已。周伟龙看时机成熟,取出身藏利刀,手起刀落,结束了唐的生命,这是抗战期中斩而不奏两件大事,戴氏自认为一生最得意之杰作。
所谓一将成名万骨枯,杀人,杀错了人,那是乱世人命,万古冤,千古恨,不必深论。(完)
(摘自美国《国际日报》 作者:郭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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