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14日电 美国《侨报》10月13日发表戴庆成撰写的文章指出，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最大意义，不是要发思古之幽情，不是要过份炫耀过去30年的成就，这样只会令中国在未来发展道路上迷失方向。相反，目前最重要的是政府及社会各界如何借总结过去30年的经验，为未来制订新的起跑目标，为中国赢得下一个30年描绘新的发展蓝图。

　　文章摘录如下：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按照中国人逢“十”大庆的传统，由年初以来，大陆上至省市政府，下至民间社会，已陆续举办很多相关回顾与纪念活动。踏入下半年，这类活动更是日益增多，高潮相信会是在今年底、也就是30年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纪念日，预计届时胡锦涛将代表中共发表重要讲话，为30年改革开放作一个大的定调。

　　实际上，翻看近期大陆主流媒体的系列报道，几乎所有声音都是一面倒地盛赞中国在过去30年改革开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甚至有评论指这些成就是“全世界前所未见的”。

　　回顾30年前，邓小平大刀阔斧进行经济改革，令中国社会步入新的时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这并没有达到“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地步。

　　美国《外交杂志》2005年曾发表的一篇《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如此缓慢》文章指出，中国政府近年称赞过去30年非凡成就时经常引用的一个例子是：过去30年中国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均GDP以平均每年6.1%的增长率增加，在1978年至2003年，中国只用了1/4个世纪就使人均GDP增加了337%。表面看，这的确是一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成绩，但还没有打破增长冠军的纪录。

　　文章又说，日本的人均GDP增长率在1950年至1973年间创了纪录，增长490%，比中国厉害。至于其他“亚洲四小龙”如韩国，其在1962年至1992年间GDP年均增长率也达到7.6%，甚至台湾在1958年至1990年间也以平均每年6.3%的速度增长。以上国家的经济成就不比中国差，这个事实不能忽视。

　　亚洲多国在经济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很大程度与“后发优势”理论(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有莫大关系。“后发优势”理论指的是后发展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术、不用重复先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这即为优势。这个模型的确成功解释了二战后的几个经济奇迹，包括日本的迅速复苏，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崛起。

　　作为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长很明显也是受益于这个理论。中国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一样，拥有一支任劳任怨、廉价的劳动力大军，具有将大量劳动力从低产出农业转移到高产出制造业的能力，加上国内政治稳定，并有一个能保持强有力及发展导向的执政团队，令中国过去30年成功复制了其他亚洲国家当年的经验，凭借低廉劳工成本吸引大量国际资金进入，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工厂。

　　不过，从“亚洲四小龙”及日本的历史也可知道，这样的经济奇迹不会永久持续，它们近年来都面临如何突破及转型的难题。个中原因，是因为之前这些国家只是透过采用先进国家的创新技术作为手段而发展，一旦这些技术普遍使用，与富国在所得上的差距相对拉近的同时，借着由进口科技达成的“轻松”经济成长也将因此缓慢下来。

　　事实上，据诺贝尔奖得主梭罗(Robert Solow)的经济成长模型，经济增长率会随着资本累积及所得增长的增加而逐步减缓，30年大约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期的长度。

　　按此道理，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后，至今刚好30年，所以高速增成长的奇迹或也应接近尾声。尤其是今年，面对国内发展模式转型及全球金融风暴的双重压力，中国能否如愿在本世纪中旬迈向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仍充满很大变数。

　　因此，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最大意义，不是要发思古之幽情，不是要过份炫耀过去30年的成就，这样只会令中国在未来发展道路上迷失方向。相反，目前最重要的是政府及社会各界如何借总结过去30年的经验，为未来制订新的起跑目标，为中国赢得下一个30年描绘新的发展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