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9日电 香港《亚洲周刊》刊登文章《白先勇与永远的台北人》，原文摘编如下：

　　白先勇七十一岁生日，回首文学与历史的前尘说，他写的台北人是特殊的一群，对历史有无限沧桑、遗憾和憾恨；现时台北“丑得可爱，丑得不讨厌”，人情味始终如一。

　　作家的生日也是文学的节日。九月十八日台北中山堂有一场别开生面的聚会，现场布置成六十年代氛围，这是特别为旅美作家白先勇七十一岁生日所作的摆设。

　　白先勇在他文学道路的照片前驻足许久，说，有如走过时光隧道，“走着走着都不想动了，最好停在一九六零年﹙白先勇创立《现代文学》杂志”。他笑得开怀，众多文化界好友齐来祝寿，生日贺礼则是天下文化与趋势科技共同合作出版的《白先勇作品集》，收录白先勇一生的重要作品，这将是目前华文世界最完整的收录与集结。

　　白先勇创作甚丰，集小说、散文、论述、舞台剧、戏曲等于一身，为当今台湾文坛最重要的创作者之一。他的文学创作，善于刻画时代变革、新旧价值交替与中西文化冲击下的人物心理，在充满人世沧桑感的笔下，并融合中西文学技法，创造独树一帜的文字艺术，也形塑了古今融合的美学典范，其在一九七一年完成的经典代表作《台北人》，曾勇夺《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的第七名，被誉为“当代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中国极具才气与成就的现代文学家”等。

　　生于广西南宁的白先勇，正在撰写父亲﹑国民党一代名将白崇禧的传记。在《亚洲周刊》台北的访谈中，白先勇谈兴极高，提到台北，他眼睛为之发亮，尾音上扬，“它丑得可爱，丑得不讨厌”！

　　唯在触及感情世界时，白先勇语带保留，但表示父母亲虽知道他有“同性恋”倾向，却从来不提也不问，十分尊重他的抉择，让他至今仍心存感激。以下是访谈内容摘要整理：

　　现在的台北人跟你(上世纪)七十年代写的《台北人》，不论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等，都有很大差别，就你对台北的观察，你觉得现在台北人与当年的台北人有何差异？

　　面貌不一样，世代不一样，那时候的西门町是我们的西门町，现在的西门町我们没有份了，是XYZ世代的西门町，他们的文化了，因为已经世代交替了，可是我觉得人世之间与社会之间，总有变与不变的。

　　什么是变的？

　　表面的面貌变了，社会一时的风尚变了，现在更多元，很难用几句话来概括台北，表面是不太起眼的城市，可是它的内涵就复杂了，各式各样、各种的次文化都有，这是台北有意思的地方，台北卧虎藏龙很多。

　　什么是不变的？

　　大家都在叹息，世道人心不古，但台湾的人情味、台北的人情味始终如一，像十八日天下文化出版公司为我的作品集出版办的party﹙派对﹚就看得出来，好像那种party只能在台北举行，在别的地方不太可能，那个party很真诚的，来的人很sincere(真挚)，过去的友情，过去每个人对文艺的梦想，每个人背后都有一大段历史，汇聚在一堂，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最原始的台北的人情味又回来了。像这样艺文界的聚会，在上海、北京，我相信没有！

　　香港也不大有，香港比较感人的是影剧界的团结，纪念张国荣啦，台北的文学、艺术，在其它华人世界不太多，美国也没有，在纽约不可能开个艺文party，没听说，比较小的party是有的，或者很形式的、大的鸡尾酒会，那天我们也是很大的场面，但感觉很温馨，这就是台北，这就是台湾。

　　台北人的品味，你认为有什么改变吗？

　　更国际化了，个别的台北人是有品味的，但整个城的面貌还是那么丑(笑)，很丑的一个城市，算起来是亚洲城市倒数的，可是它丑得可爱，丑得不讨厌！这很奇怪，有的地方的丑，是你无法忍受的，但你可以忍受台北的丑，它的外表很丑，内在美(笑)，它的人很可爱。

　　以前你是从文学中去阐释台北人，现在从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台北人，跟你心中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有的，我写的台北人是比较特殊的一群，是“国”破家亡的一群人，对历史有无限的沧桑、遗憾和憾恨，有心无心就反映在台北人里头，上一代那些人是我父亲那一辈的，现在的台北年轻人可能没有那种创痛，像我们念明末清初或宋元之间那种改朝换代的文学。

　　我们念《桃花扇》、《长生殿》，或者南宋那些词人，陆游、辛弃疾那些诗词，我们还是感受到历史的沧桑，现在的年轻人虽然没有我们的切身的感受，但我相信失落感是应该有的，那是universal，是普世的。

　　在《台北人》里的小说多半具有命定般的悲剧结构，你自己也说：“当初写完《台北人》时，可能无法分析写作时的感受，好多年后回想，当时的确很悲观。”现在仍有那种感觉吗？

　　失去就失去了，都找不回来了，现在的世界是另外的世界了。

　　最近你在写父亲的传记，你说很难写，困难在哪里？

　　太多的历史资料了，我父亲从辛亥革命就开始参加了，到在海南岛最后一战，也是我父亲打的，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国共内战，到一九四九年，这三十八年不得了、翻天覆地的内忧外患，他都参加，我也不是学历史的，所以我现在只能择其要来写。

　　你写自己父亲的传记跟别人写你父亲有什么不一样？

　　这要分两部分来讲，因为我父亲很重要的事件，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发生了，这部分只能靠历史资料来写，例如一九四六年四平街抢东北那一仗是国共内战开始很重要的一战，后来蒋介石在他的回忆录——《苏俄在中国》里，承认国共内战最大的错误是东北四平街那一仗，当时国民党军队已经打胜了，孙立人部队已经过松花江，在那个节骨眼的时候，蒋介石突然宣布停战，(白先勇《第六只手指》里头有交代此事﹚，他派我父亲去督战。

　　我父亲去了以后极力赞成乘胜追击，蒋介石没听，后来在他几次的回忆录也提到这是他终身最遗憾的一件事，当然不是说那一仗赢了，国共内战就马上翻盘，但影响之大，造成东北把国民党拖垮。另一个部分是在台湾的部分，我跟他相处了十几年，我亲眼看到他晚年在台湾，是别人不知道，我看到的部分。

　　你说你跟父亲的关系跟其它兄弟不同，他从来没有对你说过重话？

　　我父亲确实没有对我说过重话，一来他可能太忙，也不仅如此，我可以有一个保命符——功课要好，学校功课好就可以啦，我父亲很注重念书的，我们的成绩，连月考都要拿来看的，查得厉害。

　　我们家的地位几乎是以学校成绩来分等，其实我也不是太调皮，但我做一些事，他们也不会管，只要把书念好就行了。

　　你们这种父子关系，你认为对现代的父亲有什么启示？

　　在那个时代，我父亲对我们很严，从小我身体不好，他对我很宽厚，只有一次对我说重话，是他要我寄一封信，我忘了，给他刮了一句，我一脸红，就这么一句，没有谴责过我一次。我很感激他给我很大的自信跟自尊。

　　从小对父亲的印象是什么？能否谈谈对父亲的感情？

　　我们从小就认为父亲是英雄，他总是骑着马回来，穿披风，很威武的，其实我父亲有很人性的一面，一是他对自己的下属很爱护，二是他很爱才，如果部下很有才、很能干，他就很喜欢，尤其跟他一样清贫子弟，而且发愤上进那种，他最喜欢，他自己也是过人的聪明，口出必行，令重如山。

　　一直抚养六个孤儿

　　我父亲有一个姓余的部属车祸死掉，家里有六个孩子，父亲怜恤他们，一直照顾这一家人，后来他们的妈妈也死得很早，剩下六个孤儿，我父亲就让他们住我外婆家隔壁，一直抚养他们，让他们念书。

　　你父亲哪一点人格特质影响你最深？

　　他做事情有超人的意志力，那时候广西那么穷，但他在广西实行改革，自己训练民团，每天跑，他做事情是很彻底的，非常负责任；我最佩服是他处于逆境的时候，当时在台湾，受到很大压力，政治环境对他很不利的时候，他很blue(忧郁)，没有很多怨言，照样开国民党那种小组会议，跟那些教官、校官开会，他照样参加，什么会照样参加，他可以找着不舒服的借口缺席，没有，我想他要保持他一个尊严，他关心“国”是。

　　国际研究中国文学，都是从大陆的角度，忽略台湾这一块，事实上台湾也有很多不错的作家，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大陆改革开放后这三十年，台湾有一些优秀的作品，在文学史上那段时期，就要讲台湾文学为主，整个中文的文学来论，那几十年台湾文学补了那个空，而台湾文学整个艺术价值来说，当然也有不少好的作品。近些年中国大陆也有一些优秀的作品，台湾文学以后应该受到重视。

　　就写作风格、题材和国际地位，你觉得台湾跟大陆有什么差异？

　　那当然有，台湾文学在文字上，一直还是传统下来，没有断层波动，所以文字的精炼度，我觉得反而继承中国正统的文学文字下来，中国大陆文学有的当然也继承了这个。

　　有些经过了几十年的政治化的语言，有少数文字上好像精炼的味道就比较少了，他们的长处在于拥有大历史的背景，题材上比较大，王国维有一句话说，“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

　　王国维举杜甫的两句诗：“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飞”，很微妙的境界，这不见得比不过“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一个很壮烈，一个很婉约，各有不同的境界，我想看台湾文学和大陆文学也可以这样对照。

　　很多人感觉台湾新生代作家路越走越窄，就像李敖说的，盯着自己的肚脐眼看。常写的是很个人化的东西，比较不容易引起读者共鸣，你有什么看法？

　　人世沧桑感、历史感少了一点，再给一点时间吧！

　　哪些台湾作家是你认为比较有潜力的？

　　中间有一群很厉害的，刚得到(台湾)文艺奖的施叔青写了两部大作品：《香港三部曲》、《台湾三部曲》，这位女士很厉害；骆以军、张大春、朱天文，也很不错，各人有各人的风格。

　　现在很多作家都是在互联网上写作受到注意，所谓的“互联网作家”，成为作家出名的终南快捷方式，但互联网作家为了出名常写煽、色、腥的东西，比较缺乏深刻的内容，你怎么看互联网作家现象对文学界的影响？

　　文学一向有俗文学和雅文学，互联网作家应该算是流行文学吧，那也影响不了严肃作家，不会的，以前也有很多通俗作家，一下要成名啰，或者要吸引一些人，我不晓得，我看不下去，因为他们句子好像很简化，没有真正很serious﹙认真的﹚。

　　有人说，你最大的贡献便是引领“同志”(同性恋)文学进入学术研究的殿堂，现在电影、文学，“同志”议题相当流行，你对这种现象有何看法？

　　这是世界性的，以前是禁忌，现在开放，以后一定会有很多这种题材会出来，以后会到一种境界，就是说这已经不是特殊的题材了，也是人类题材的一部分，那个时候“同志”题材跟非“同志”题材就没有分别了，“同志”也是人，也许有些地方特殊一点，但也有共同的部分。

　　你认为新一辈作家在处理“同志”题材上跟你那个年代有什么不一样？

　　我在写作的时候，心里面是没有禁忌的，要么就不写，一个作家不能有任何顾忌，要写，写到底。

　　我觉得人性最要紧

　　你觉得应该怎么看法就怎么写，不管写“同志”或非“同志”，我觉得人性最要紧，我觉得同性恋的“人”字很要紧，如果能写到这部分，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那个的。

　　会不会介意谈自己的感情生活？

　　谈感情生活，因为牵涉到别人，我尊重别人，就不要谈了。

　　最近有什么感动你的心，促使你想提笔写作的东西吗？

　　感动人的很多，我觉得一九四九年前后大波动的题材，好像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人写出来，我很想写。

　　有没有考虑回台湾定居？

　　夏天太热，台北什么都好，丑也没关系，我喜欢那个城，台北吃的、住的的确很方便，但夏天吃不消，我就要躲开。(童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