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25日电 香港《亚洲周刊》33期刊登文章介绍了科技史大师李约瑟为两个汉字所迷，下定决心学汉字，并从此走上了研究中国文化与中国科学发展史的道路，与中国结缘。原文摘录如下：

　　穷毕生之力编写系列《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的英国剑桥大学生化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是二十世纪西方科学界与汉学界的一个传奇人物，也是跨学科的一位通人。他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成果已臻“前无古人”之境；而他相信美军在朝鲜战争期间使用细菌战的立场，曾使他成为美国“不受欢迎的人”，禁止他访美达二十五年之久。

　　在中国大陆读书界，李约瑟的大名如雷贯耳，他和华裔妻子兼科技史合作者鲁桂珍曾八度访华；毛泽东曾当面请教他中国是否应发展汽车以废弃脚踏车；周恩来在抗战陪都重庆即和李约瑟成为朋友。中国出版界和媒体一向大捧李约瑟，视他为“中国人民之友”，但西方知识界对李约瑟其人其事却知之不多，只有汉学家和关心中国文化的读书人才知道李约瑟这个人。

　　善写历史与传记的英国作家西蒙•温切斯特(Simon Winchester)最近推出一本颇获学术界和书评界好评的李约瑟传，书名是《一个热爱中国的人》(The Man Who Loved China)，副题则为《解开中国之谜的科学怪杰奇事》。

　　这本李约瑟传的写作对象虽以西方读者为主，但此书却是所有中英文李约瑟传记中最完整、最翔实、最具可读性的一本。读者不仅可以看到李约瑟在学术上的旷世成就以及他辛勤不辍的治学态度，且能认识李约瑟的另一面，过去完全不为人所知的一面。作者温切斯特在研究和写作期间，足迹遍及剑桥、北京、重庆、香港和美国，并且得到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的合作，大量阅读李约瑟文件与日记，以期做到言必有据，事事可信可征。

　　李约瑟生于一九零零年，一九二二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凯思(Caius)学院，两年后获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并与大他五岁的同学、胚胎学家多萝西•玛丽•莫伊尔(Dorothy Mary Moyle)结婚，她后来亦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李大棐。

　　一九三七年中国抗战爆发，剑桥大学来了三名中国留学生，他们是鲁桂珍、沈诗章和王应睐。李约瑟说，这三位中国学生对他的影响远超过剑桥大学，尤其是鲁桂珍。鲁桂珍生于一九零四年，原籍湖北蔪春，父亲鲁茂庭(字仕国)是个颇有学问的中药商，他从湖北搬至南京，鲁桂珍即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俗称金陵女大)。李约瑟所编着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册，在扉页上即写着“献给鲁仕国”。

　　李约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个裸体主义的信奉者，主张裸体自由，他同时也是剑桥校园里面有名的“风流鬼”，特别喜欢和女人打交道。李约瑟和鲁桂珍从师生变成恋人，一九三八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李、鲁两人赤身裸体躺在床上，他们各点了一根香烟。李约瑟突然问鲁桂珍﹕“Cigarette的中文字怎么写？”鲁即写了“香烟”这两个汉字。李约瑟说，他顿时为这两个汉字所迷，当场下定决心学汉字，并从此走上了研究中国文化与中国科学发展史的道路。

　　身材娇小的鲁桂珍的专长是微生物，她是李大棐的学生兼同事。李大棐一生容忍她丈夫和鲁桂珍的亲密关系，学界在背后谑称李大棐和鲁桂珍是李约瑟的“一妻一妾”。直至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李大棐以九十二岁高龄去世后，八十九岁的李约瑟始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和八十五岁的鲁桂珍正式结婚；两年后，鲁因跌跤住院并在医院感染肺病而辞世。生性风流的李约瑟在鲁桂珍死后不久，即写信向他的三个亚裔女友求婚，全遭婉拒。其中一个住在多伦多的施姓(或史，Shih)女士在二十年前曾和李约瑟有过一段短暂而热烈的关系。李约瑟于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辞世，享年九十四岁，死前已得了柏金森症。

　　李约瑟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从加尔各答抵达昆明，并以英国驻华科学使团副团长兼驻华使馆科学参赞身份，访问昆明附近的学术机构，这是李氏首次访华。李约瑟在秘书兼助理黄兴宗的陪同下到处旅行，足迹遍及重庆、成都、李庄、兰州、老君庙、敦煌、福州、长汀、赣县，并成立“中英科学合作馆”。其妻李大棐于一九四四年二月抵达重庆，同年十一月夫妻二人始离华返英。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日本投降后，李约瑟夫妇二度访华。

　　李约瑟享誉学界的开山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简称SCC)一九五四年出版第一卷，上有中国农经学者冀朝鼎题署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台湾于一九六九年九月由陈立夫组成“李约瑟氏《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编译委员会”，全面开始翻译。李约瑟二战访问重庆时即认识教育部长陈立夫和兵工署长俞大维等人；一九八四年，李约瑟偕鲁桂珍访台，曾会晤这些老友，台湾教育部长李焕并颁赠文化奖章给鲁桂珍。《中国科学技术史》迄今已出版二十四大册，仍继续出书。

　　在李约瑟编着《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漫长年月中，与他合作最久的中国学者除鲁桂珍之外，还包括王铃、何炳郁和黄仁宇等史家以及前芝加哥大学图书馆馆长兼史家钱存训等人，其中尤以毕业于中央大学并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的王铃贡献最大。王铃当年是由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推荐给李约瑟。一九四六年王铃与李约瑟开始合作，因李氏要求严格，加上精力过人，可以超时工作，又很少顾及助理的体力，而使王铃艰苦备尝，一九五七年离英赴澳，在澳洲大学教书，但仍继续和李合作。一九九四年王铃病逝故乡江苏南通，其时正伏案撰写《李约瑟传》，死时七十七岁。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李约瑟因公开反美而使他遭西方学界和政界杯葛达四分之一世纪。一九五零年六月底朝鲜战争爆发，一九五二年，朝鲜、中国和苏联谴责美国在朝鲜半岛进行细菌战，而使朝鲜和中国东北部分人民感染一种神秘疾病。李约瑟应邀参加国际科学委员会并兼任秘书长，专程往中国和朝鲜战场调查，这是一九四九年后李氏首次访问中国。

　　李约瑟对中国科技史研究的贡献，可说是“不废江河万古流”。他最大的遗憾也许是一直没有找到中国为什么从十六世纪初开始科技慢慢退步，发明能力也没有了，整个文明走下坡了。他提出了几个看法，诸如﹕中国人不再有尝试的企图心、日子过得太舒适、政府权力太强、缺乏重商主义……但没有一项答案让李约瑟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