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25日电 台湾《联合文学》287期刊文《自我囚禁的巨大乐趣──西方书写空间的蜕变》，回溯了西方的书写文化与创作空间的关系，原文摘编如下：

　　探讨西洋文化，则必须回溯到希腊，早期是以口述文化为主，例如吟唱诗人荷马一面弹奏乐器，一面叙述特洛伊战争和奥迪修斯海上漂流的故事。至于思想的交流则透过对话，比如说，公元前469年，苏格拉底出生于希腊雅典，父亲是工匠，母亲则是担任助产士。长大后，面对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雅典吃了败仗，苏格拉底开始批判当时虚伪的宗教，因此被扣上煽动年轻人的罪名，遭到当局的逮捕，最后命令他喝下毒酒。苏格拉底锒铛入狱时，开始书写作品，于是监狱变成他的书斋。回溯西方早期的书写文化，监狱无疑是书房的原型，即使现代专业作家的创作时空，在某种程度带有短暂的“自我囚禁”。

　　当时，书写的工具是芦苇笔，墨汁是煤、水、树脂所调制而成的，至于纸就是纸莎草纸，由埃及进口。但苏格拉底早期并不重视书写，因为当时习惯在广场探讨思想，传播知识，而通过对话激荡出智慧的火花。广场是神殿、市公所、喷泉的所在地，同时是思想意见交流的空间。

　　此后的希腊罗马就出现了书店，但书架摆的是一卷卷的纸莎草本。显然，从书店的图像可以想象当时贵族和学者作家的书房。苏格拉底之后，思想不再是对话，而是个人的沉思、冥想。到了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书写文化的过渡期出现，教科书使用皮纸，但文学作品仍是纸莎草纸。接着，日耳曼民族入侵罗马，中世纪正式登场，羊皮和小牛皮取代纸莎草纸，这一来书本的外观开始起了变化。

　　中世纪的欧洲是基督教世界，教会主宰一切，阅读跟书写也受到教会的影响。当时流行的“斜面桌”又称为“阅书桌”本来是摆置在教堂内部的讲坛，如圣葛雷高里。但后来个人便用来阅读，后来则成为书桌。

　　在中世纪，彩饰手写本一直是主流，版面的尺寸，字体大小、插图完全依照个人的风格而定。除了教会的《圣经》、时祷书之外，威尼斯和日内瓦也出现私人的出版工房，平时聘请一批抄写员以手抄的方式制作书籍。就其演变的过程而言，从中世纪到十二世纪各地教会和修道院都设立“写本制作室”，但到了十三世纪这种写本工房急速没落。究其原因，都市日渐发达，而巴黎、牛津、剑桥等大学开始登场，代之而起的是，具有世俗意味的“商业写本工房”逐渐兴起。例如，伯艮地公爵曾经造访罗瓦泽概傩僖S工房，并订制书籍。其实，出版工房并不是为教会服务，而是为王公贵族制作精美的“时祷集”。这种时祷集制定祈祷的时间和内容，一开始限于贵族，但后来则扩散到民间男女。一旦大量生产之后，很容易被一般人所拥有，也因此个人的书房开始出现。

　　中世纪的修道院可以说是呈现近代书斋和出版的原型——图书室置放书籍，写本工房制作书籍。比如说，本笃会规定修士一天要花四个小时在回廊读书、思考。自十三世纪以后，学问的流通从修道院转向都市，因为大学正式登场，加上附设图书馆，而且独立于教会和修道院之外的写本工房又相继亮相。

　　中世纪流行使用斜面桌，到了十六世纪则跟平面桌并用，而桌面所摆设的物品日渐增多，如纸、铅笔、信纸等。此外，贵族也喜欢折迭式的移动书桌。一五二○年，德意志画家杜勒到了尼德兰一游，访问了《愚人颂》作者伊拉斯谟，四年后完成了画作“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在作品里，可以发现他书斋里的平面桌上加了一个小斜桌，而眼前放置一个花瓶，至于左边则有四册的精装手抄本。在写作时，他左手握着墨水瓶，右手持着孔雀毛笔。从这张画作可以推想当时书房的情景。

　　书斋成为个人的孤独空间，既可以写作，又能够透过想象、思考让自己的意识悠游各地的空间。以蒙田为例，他于一五五七年担任波尔多最高法院评定官，一五七一年退休后，隐居在自己的城堡，过着读书和内省的生活。就城堡内部而言，一楼是礼拜堂，二楼是寝室，三楼则是书斋。每天一起床，向母亲请安之后，便走上书房，过着孤独的生活。他指出，整座书房位于塔楼，是圆形的空间，桌子和椅子成一直线，眼睛一转，就可以看到每一本书。蒙田深知书斋带有忧郁的元素，处于这种空间精神充满活力，但肉体却失去元气。面对这种宿命，近代人则乐此不疲。

　　到了十七世纪，家具迈入一个新阶段，换言之，为了书房的“书桌”(writing table)开始亮相。有趣的是，法国女贵族创造沙龙，每个礼拜总会邀请文人艺术家来家中客厅跟来宾谈文论艺。至于她们自己的闺房里，不但是化妆室，也是书房，一面照镜子，一面写文章。当时还诞生一位女性书信作家塞维尼夫人，她的书信集在法国文学史还占有一席之地。至于喜剧作家莫里哀更创作出《女学者》的戏码。显然，女性开始在书写和学问的世界崭露头角。

　　此外，王公贵族也成为大搜藏家，接着图书馆也开始登场。回顾十五世纪中期，古腾堡研发一部印刷机，印制欧洲第一部活字印刷书籍《古腾堡圣经》。这种印刷术带动了知识革命，同时让书籍出版更加快速。

　　丹尼尔‧马罗因为信仰新教的胡格诺教派，以致遭到法国放逐而流亡到尼德兰。后来成为奥伦治公爵的建筑师，并于一六八九年跟玛莉结婚后，成为英国国王，马罗也跟着他到伦敦，并负责汉普顿园的室内设计，他留下一幅铜版画“图书馆的内部”，呈现图书馆的内部景象。除了一扇窗和通往隔壁房间的一道门之外，前后左右都是摆满书籍的书架，书桌是由平面桌和斜面桌构成的，椅子后面是壁炉，上面有一座时钟。

　　十七世纪，书斋开始蜕变成近代的公共图书馆。换言之，王公贵族的私人书斋面对公众解放，而成为公共图书馆，例如，毕业于牛津大学，后来担任外交官的汤马斯‧波特雷爵士的波特雷图书馆，以及巴黎马扎然枢机主教的马扎然图书馆。至于大英图书馆更是驰名世界，马克思于十九世纪中期流亡到伦敦，能够撰写《资本论》，则不得不归功于馆内的藏书。

　　从过去的贵族社会到十九世纪的市民社会，可以看到贵族的大书斋因解放而成为图书馆，这一来书籍不再是集中在少数人身上。尤其是，一八三○年以来，近代都市的兴起，居住空间日渐狭小，因此到处可以看到家家户户的小书房。

　　显然，有些人家的书房虽然无法跟图书馆相比，却能够发挥小学校的功用。例如，英国女小说家维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是名学者莱斯里•史蒂芬，曾主编《国家传记辞典》和《五谷丘》杂志。她父亲交友广阔，许多文人学者经常出入她的家里，因此伍尔芙从小就认识亨利•詹姆斯和乔治•梅瑞迪斯。

　　但她家仍秉持维多利亚传统：重男轻女，加上伍尔芙从小精神异常，以致没有接受正规教育。不过，伍尔芙本身才气纵横，天资聪颖，透过不断地努力，天天待在父亲的书房博览群籍。长大后，伍尔芙推出许多精彩小说，如《美丽佳人奥兰多》、《达洛威夫人》。此外，她透过犀利的文笔在英美两地的报章杂志撰写书评，并探讨小说创作和两性关系。伍尔芙也与她先生莱欧纳德合开霍格思出版社。值得一提的是，伍尔芙在五十岁时接受剑桥大学聘请，担任克拉克讲座教授，而她父亲莱斯也曾荣获此项职位。

　　在伍尔芙的有关两性论述中，以《自己的房间》评价最高。过去，她分别在纽纳姆艺术学校和格顿女子学院发表演说，后来，她将这两篇论文修改后，集结成书。在书中，她探讨女作家在西方历史的处境和努力。同时，她更以自己的成长过程和生活经验为基础，娓娓道出成为女作家的条件。她自小就有自己的书房，长大后自己因出版小说和写书评，以至于可以请人做家事。如此一来，便有时间从容不迫地写作。因此她指出，要当女作家，首先自己必须要有自己的书房，接着更要有钱。

　　至于有些作家因自己的作品大为畅销而成为搜藏家，比如说，快要年届知天命之年的符号学家艾可(Eco)在四十八岁那年终于可以挂上“作家”的头衔，这要归功于《玫瑰的名字》。他所居住的小城堡，是由耶稣会的一家学校改装的，位于米兰郊外的小山丘。这座城堡的庞大空间容纳约四万册的藏书，而且大多是珍本书。当然这些的花费就是来自于优渥的版税。

　　回溯西方早期的书写文化，监狱无疑是书房的原型。在历史的进程中，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种种变化让书斋呈现不同的意义。不过，有些本质的意义，如苏格拉底当年在狱中的写作情景，即使现代专业作家埋首于书房之中，某种程度仍然带有短暂的“自我囚禁”。(辜振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