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风雨起苍黄：1949年4月

　　蒋氏身在奉化，其实遥控“中央”，前来拜望请示的军政要员更是络绎不绝于途。1949年4月觉知复出有望，动作渐多。4月8日日记提到为“经儿”写匾祝其40岁生日(蒋经国生日为4月15日) ，自觉脑力记忆日差而且迟钝，需要“有智之士”助他考虑策划，并希望“经儿”能代为主持云云。这是明白出示接班人选的意愿了。

　　蒋氏离开奉化到杭州，4月22日在笕桥空军学校会见了一大票人，夜里又与心腹研讨对付李宗仁；却是正在此时，首都失守。1949年4月23日的日记右边栏外一行醒目大字：“戴戎光叛变，南京撤守”。

　　几天之后，毛泽东写下他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情势险急，蒋氏一方面严嘱汤恩伯“固守上海”，一方面不忘责怪“桂系” 挑拨分化(1949-4-23“上星期反省录”) ；然后亲赴上海坐镇。

　　坏消息接踵而至：4月26日宜兴与苏州相继失陷；金融混乱，银元价已涨至“金圆券”二百万元以上，军饷发给现银导致金融枯竭…，“甚为上海经济忧急也”(1949-4-30) ，与8个月前以为币制改革成功的得意欢欣判若天渊。

　　告别爱庐：1949年5月

　　1949年5月3日，日记右侧大字“本日杭州撤守”。次日负气似的写：“余主张早撤不再为美国守门上当也” (1949-5-4) 。

　　5日下午，蒋氏带着儿子去虹桥路拜别宋美龄父母的墓，然后去东平路上当年他与宋结婚时的新居“爱庐”看最后一眼。那时宋美龄还在美国，归期未知，蒋氏当时凄惶的心情不禁流露在日记里：“晡与经儿同往虹桥路岳父母墓前敬谨告别回程到东平路爱庐视察全室皆空但觉凄凉与愧惶而已”(1949-5-5) 。

　　(出于好奇，我回头找来1927年12月1日蒋宋结婚那天的日记。果然新婚之日照旧写日记，蒋氏这点坚持确是与众不同。日记里记述先到孔宅换礼服、再到宋宅行教会婚礼，然后到大华饭店礼堂行正式西式婚礼，“见余爱姗姗而出如云霞飘落平生未有之爱情于此一时间并现不知余身置何地矣”。礼成后乘车游行、晚宴，最后进入新房。可惜以下的三行字被墨笔涂去，隐约看出最后三个字好像是“乐无穷”。以后几天他都称新婚夫人为“爱”，又过几天变成“三妹”，两人偶有“欢争”─ ─玩笑的争执，到月底就开始吵架了。)

　　5月7日蒋氏乘““江静轮”离沪赴舟山，在船上写日记，说想建设台湾为实现三民主义的省区，“台湾”两字原为“福建”，被划掉改成台湾。

　　17日飞澎湖，发现澎湖的要塞和营区破败无人，气愤愧悔得无地自容，几乎想“遁迹绝世了此一生”。5月25号由澎湖赴高雄，接报宁波沦陷，上海已不能降机，而爱将汤恩伯已在吴淞口指挥各军撤退了﹗终于，5月27日他写下：“上海已于昨日沦陷矣”。

　　1949年5月的“上月反省”内容是反省他人的责任过错，一是桂系李宗仁：“桂李投机取巧争权夺利寡廉鲜耻忘恩负义”，另一当然是美国人：“美必后悔莫及而马歇尔须负全责”。

　　6月初再反省上海与浙赣线的溃败，又发现白崇禧要负全责，因为白牵制了汤恩伯的主力部队：“失败实数已知其大概白崇禧如不强制汤部主力西移皖南则不惟无此重大损失而且保卫上海之战亦必会胜矣”(1949-6-4 上星期反省录) 。

　　回天乏力：1949年6月

　　最后，他认为抓到问题的症结了，就是以往干部们只当他是“法定总统”而忽视他是“革命领袖”，所以他决心在台湾贯彻他的“革命领袖之职责与权力”，绝不放弃也不容任何人违抗：“以往领导干部之无方不仅使革命重受挫折而且使革命干部对余之观念与认识有此错误仅视为法定总统之职位而不以革命领袖之身分待之殊为惭怍但余在台决不放弃革命领袖之职责与权力无论军政必尽我监督与指导之职责任何人亦不能加以违抗也”( 1949-6-12) 。

　　这一段宣言式的文字非常重要：在他看来，“国民大会”选出来的“法定总统”无足轻重(其实是选给美国人看的) ；真正握有军政最高职责与权力的是“革命领袖”，说白了就是可以施行军事戒严法的独裁者。他相信过去的失败就是由于只被当成前者而后者做得不够，而今汲取教训，在台湾可要好好来真的了！

　　在6月18日的日记里，蒋氏指出英美两国怕他不能固守台湾以致台湾为匪俄所取，欲以“台湾地位未定”为借口从而把台湾交还美国，故他要向美国坚决表示：“余必死守台湾”﹗

　　同时对岸的敌人在筹备建国，蒋氏闻知后悲喜交集：“共匪已于十五日在北平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且将改国号国徽闻之悲乐交感”(1949-6-18 上星期反省录) 。悲者，“共匪”到底席卷了大陆还要“建国”；喜者，毛泽东竟然要舍中华民国国号另取国名，如此一来国民党政府就算退居小岛也还是正统。蒋氏简直是大喜过望，而毛氏将会为此极不英明的决定后悔莫及。

　　白皮书震撼：1949年8月

　　1949年8月起，蒋氏以中国国民党总裁身份，在草山(阳明山) 正式成立的总裁办公室办公。8月5日访韩前夕，日记的边页上一行触目惊心的大字“今日美国发表对华白皮书实为我抗战后最大国耻也”(1949-8-5) 。但他强自镇定，表示“此心泰然毫不动心”；次日动身前得知内容，“余阅之并不惊异而且心神安怡异常到韩国后更觉安静光明内心澄清无比是天父圣灵与我同在之象征也”(1949-8-6) 。不过，他旋即痛斥白皮书“可痛可叹(本写‘笑’字后划掉改为‘叹’) ”，美国“幼稚无知、自断其臂”，这次是中国最大的国耻也是最后的国耻，其影响之恶劣“比之俄史侵害我国制我死命之毒计为更恶也”(1949-8-11) 。

　　这部让蒋氏痛愤不堪的“白皮书”，重点评介1944到1949年期间美国的对华关系。全书约一百多万字，用了相当的篇幅严厉指责国民党堕落、腐败与无能，宣称美国即使采取新的对华政策或额外的援助，也无法挽回蒋介石行动所造成的损失。

　　最长的秋天：1949年10月

　　1949年的10月，大概是蒋氏一生中最痛苦难堪的10月。第一天就是一记重击：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蒋氏则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据报共匪已于10月1日在北平成立伪人民政府毛泽东为主席副主席六人宋庆龄为其中之一总理在天之灵必为之不安国贼家逆其罪甚于共匪痛心极矣”( 1949-10-1 上星期反省录) 。

　　不过他还是给自己打气：“共匪伪政府之成立是增加我宣传之力量甚大彼匪倒行逆施之所为行见其自毙之日不远矣故余于此但存乐观而已” (同上) 。

　　10月5日，风雨天，蒋氏在日记里先是指控“共匪与俄谍”到处活动、阴谋挑拨，现在是以孙立人为目标，“将行谗间”。看到这里我坐直身看下去：晚餐后他“接妻密函报告立人事其会被共谍所利用而不察如非余之明见则误大事矣”(1949-10-5)。估计是在美国的宋美龄得到某些消息，密报给他。孙立人留美出身，美国人想扶持他已不是秘密，蒋氏因而对他颇为疑忌。这下抓到孙“被共谍利用”的把柄当然不会放过，但隐忍不发，直到1955年借孙手下“郭廷亮匪谍案”才把孙一举扳倒。

　　卜问“中华民国”存亡

　　10月10日，蒋氏以基督教圣经卜问“国”运，方式大概是祷告后随手翻开一页、指向某一处，然后查看内容：“今日国庆双十节四时起床盥洗后凝神默祷卜问中华民国存亡前途得使徒行传第9章41节之启示有彼得拯救多加起死回生之象感谢 上帝使我中华民国得由忠贞子民介石之手能使之转危为安重生复兴也”(1949-10-10) 。

　　(《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9章41节原文为：“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

　　虽然求神问卜得到的启示有“起死回生之象”，但大陆几乎完全“沦陷”，手下颇多众叛亲离，心情愁郁难解的字句常常可见 。10日下午蒋氏飞浙江定海视察沿海阵地，见“工事薄弱且多暴露形同儿戏”，而官兵面黄骨瘦不见一个强健之人，他们没有冬衣被服草鞋药品，病兵卧床呻吟却告以无医无药，“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不知如何收拾矣”(1949-10-13) 。

　　次日飞回台北，即接获广州弃守的消息，不免又要怪部下：“闻广州已于今日放弃之报惊骇之至国政无主中枢无心其何能久若辈只知争权夺利”(1949-10-14) 。

　　就在此时，发生了后来所称的“古宁头大捷”──金门战役。蒋氏在10月25日的日记里提及获知金门岛昨夜有共军登陆，正在激战，后又称大部份“匪军”已被消灭，只剩千余占据碉堡顽抗。26日接陈诚电话，称接汤恩伯电话说登陆匪军已被肃清。蒋氏已不敢信任前方的军情报告，直到“经儿”亲自去金门视察回来，报告确已全部肃清，方才安心，“金门胜利后定海士气亦受良好影响官兵较能积极奋发也”(1949-10-30) 。

　　10月31日生日那天，蒋氏在日记中写道：“本日为余六十三岁初度生日过去之一年实为平生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当幼年时命相家曾称余之命运至六十三岁而止其意即谓人余六十三岁死亡也惟现在已过今年之生日而尚生存于世其或天父怜悯余一片虔诚对上帝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忱始终如一有增无已所以增添余之寿命而留待余救国救民护卫上帝教会以完成其所赋予之使命乎”(1949-10-31) 。蒋氏生于1887年，此处算的是虚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