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佛研究院的主楼“胡佛塔”,是史丹福大学的地标。(李黎摄)
资料图:游客参观台北“中正纪念堂”蒋介石铜像。 中新社发 杜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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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游客参观台北“中正纪念堂”蒋介石铜像。 中新社发 杜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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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9月23日电 最新一期美国《世界周刊》刊发作家李黎的文章《最是仓皇辞庙日─—蒋介石1949年日记》,解密蒋介石在1949年前后一些关键时刻的所思所记。
文章摘编如下:
编按(注:美国《世界周刊》刊发时配发的编者按):史丹福大学(即“斯坦福大学”,下同)胡佛研究院收藏了蒋介石1917年至1972的55年日记,今年7月公开了1946至1955年的第三批,包括国共内战、金融危机、下野、退守台湾、复位、连任等近代史上大事都在里面。作家李黎生长在强人主政、台海紧张、生活困顿年代的台湾,如今机缘巧合,细读强人内心的国仇恩怨,爱恨轇輵,自是别有一番体会,并与读者分享。
我在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档案室里翻阅蒋介石日记。
在一个安静明亮寥寥数人的大房间里悄悄翻阅一个人的日记,虽然已非原件,而是浅绿色纸张的复印,依然隐隐有着窥视他人隐私的不安。毛笔手书笔迹历历在目,疏密工整潦草改动之处在在提醒这还是原貌;同时这是历史,是一个历史人物在一些关键时刻当时当下的所思所记。
这个人我从未真正见过,除了被纠集游行挤在千百人群中遥远一瞥不算,仅有的一次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远远见他们夫妻,老人红润得出奇的脸色像舞台化妆,那是唯一印象。当我生活在他的年代里,关于他的事凡非光辉灿烂的歌颂、凡是未经公开的耳语,就是禁忌、就是麻烦的可能。他的形象、名讳几乎每天出现在我生命的头20年,但我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过他。但我知道因为他的缘故,我的父母亲从南京追随他到台湾;我更知道,因为他的缘故,我有师友和长辈蒙冤坐监甚至丧生;许许多多我周边不计其数的人的命运在自觉或不自觉之中因他而改变。
从离开台湾那天起,我从此离开那个他无所不在的地方,而不久之后,他也怀着难以弥补的遗憾离开这个世间。许多年后,当我得知他在那些年代亲手写下的私语就在离我住家步行可及的地方,我决定走进那间存放他的日记的档案室……
走进胡佛
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收藏的蒋介石日记共计有55年,由1917至1972年,其中唯缺1924那年(该卷存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胡佛研究院作了精密慎重的整理工作,然后逐批开放。第一批1917至1931年已于2006年3月公开;2007年4月公开了第二批1932至1945年;今年7月公开了第三批:1946至1955年,国共内战、二二八、金融危机、下野、退守台湾、复位、连任等大事都在里面。至今总共已开放了38年间多达51箱的日记档案,其余的将在今后几年里陆续整理公开。
数十年前的陈旧纸张,难免有水渍虫蛀发霉沾黏的种种状况。胡佛研究院使用最先进的修复技术,然后作了高清晰度的35毫米微缩胶卷,之后便将原件存放在调控酸度湿度的档案馆保险库里。开放给研究者查阅的文档都是从微缩胶卷翻印到纸张上的,字迹清晰,应与原件相去无几。
档案人员发现原件上有个别以黑墨涂去的字或行,想是出自蒋本人或其子之手,但为数不多。还有部分日记内容蒋家家属将留待2035年,也就是蒋氏死后60年,才允许开放。
一旦整理开放的档案就完全对外公开,只要出示身分证件,填一张简单的表格以及使用同意书,任何人都可以进入档案阅读室,向管理员要求调阅某年某月的档案夹。但影印拍照是不许可的,除了个人用的纸笔之外,不能携进任何对象。最特别的是需要填写一份“蒋介石日记使用者同意书”,签名同意保证不会擅自复印、拍摄、扫描、录音、录像等等,只能以手抄方式记录日记内容;而且在未征得蒋家家属许可前不得引述、散布、出版日记中的文句。
一切从这里开始:1918年
按规定每次只能借阅一个档案夹,也就是一个月份的日记。我的主要兴趣虽是1949兼涉及前后两年,但忍不住好奇想看看最早的日记是何模样,因此也要求调出1918年1月──现存的最早的蒋介石日记。不像后来日理万机每页写得密密麻麻,那时的日记字大行疏,具体记事也不多;前一大半是自我反省,后面几句才约略提及今天上哪里见何人,最后抄一段励志的话作结。
年届30的蒋介石,每天早上起床后必静坐一小时左右,接下来就开始作严厉的自我批评检讨,用的字眼都非常严重,什么贪、妄、忧、惧、疑、色念、暴躁、机诈、恍惚、琐屑、轻浮、轻率、偷视、窃听、盗念、放肆、淫污、牢骚……一写就是一大串,把自己贬得一无是处,然后督促自己要改过,研读曾文正公日记或王阳明理学;第二天又用类似的一大串罪名痛骂自己,又切切要痛改前非。如是者日复一日,一个月下来每天日记内容大同小异。
我听说过关于蒋氏年轻时日记的坦率无忌,原来果真如此。胡佛研究院研究员郭岱君就在专访中说道:“他写了很多外人所不知的事情。蒋介石年轻时候写日记,做梦都不会想到有一天会做到中国的领袖,因此在日记里非常坦诚地写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他看到漂亮女孩子,就心动,说自己‘好斗好色’。他喜欢一个叫介眉的妓女,他知道自己不应当与她来往,内心有很多挣扎。介眉写信给他,他又经不住诱惑,跑去找她,那些浮荡行为,在日记里留下不少。”(2008-1-13香港《亚洲周刊》)
山雨欲来:1948年
翻开他1948年5月的日记,字体有了明显的改变;人,更非当年那个痛骂自己荒唐的青年,他已身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了。
我看到的三年(1948、1949、1950)的日记都是同一格式:每天一页,每页有框,框外侧有一行印好的“X月X日 星期X 气候 温度 地点 民国XX年”。蒋氏多半会在“气候”之下填晴、阴、雨之类;“温度”很少填;“地点”则从来不填。
框里就是写日记内容的地方,有10行纵格子,另在右侧划出两行的空间,顶上横印两字“提要”。蒋氏习惯在“提要”下横写“雪耻”两字,字下还打个横杠,天天如此。通常他都把这两行的空间写满,并不一定是一日之提要,而真发生了重大事件,他会在框外右侧用较大的字体醒目的写出来。
每个星期六之后,就会出现“上星期反省录”和“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有时还会出现“上月反省录”、甚至“民国XX年反省录”。他还常在日记中夹进剪报,也与当天日记一并复印出来,所以往往可以从他收录的剪报看出来他的关注焦点。
我的重点既是1949年,对于1948年这年我只选择翻阅5、8两个月──5月他就任总统时正处在内外交困之局:东北、华北、西北纷纷告急;物价飞涨、法币狂贬;美国政府从杜鲁门至下都没有人给他好脸色;而他最讨厌的桂系李宗仁竟然选上了副总统﹗在如此难堪的情境之下,虽然即将就任总统职,但心情显然很坏,觉得自己陷在进退维谷的窘境,还没上台就已在日记中提及考虑下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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