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16日电 蒋介石生前曾嘱咐在他死后50年才能公开其日记，但蒋家基于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提前公开日记，第300期《凤凰周刊》刊文介绍蒋介石1946-1955年日记，道出228事件时候部分历史真相。

　　文章摘录如下：

　　蒋介石生前曾嘱咐，在他死后50年才能公开其日记，但蒋家基于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提前公开日记，由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负责，在完成日记修复与微缩作业后，于2006年首度开放1917年到1945年的蒋介石日记，每年公开10本左右，预计2009年全部公开。

　　胡佛研究所于2007年公开1932年到1945年间日记后，今年原预定3月公开1946年到1955年日记，因担心在台湾“大选”期间，日记内容被用来政治炒作，因此延迟到7月公布。目前公布内容只作了很小部分的保留，约10%涉及家庭隐私暂不公开，通过在日记上贴条子的方式来掩饰敏感内容。不过这些保留的内容，到2025年也将全部公开。

　　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这一波系开放自1946年到1955年的蒋介石日记手稿，就在这几年内，蒋介石节节败退，尤其1949年兵败如山倒，仓遑辞庙，更被蒋介石自省为“生平最黑暗、最悲惨的一年”。到了台湾之后，面对解放军步步进逼，美国的弃之不理、另有图谋，蒋介石好容易稳住了阵脚，慢慢借着国际冷战格局走出一番局面。

　　这10年，可能是蒋介石一生最艰辛、最屈辱，甚至最辛苦的时刻；相对而言，反映蒋介石第一手感觉与认知的日记，也格外具有历史意义。是以许多两岸及日本学者、新闻媒体都已兼程赶到位于南加州的胡佛研究所，希望从日记中获得更多关于“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或是孙立人事件等中国近代史谜团的解答，以求厘清中国近代史某些重要转折点。

　　谁下的令？

　　这批最新公布的史料，内容横跨内战、“二二八”事件、败退台湾，以及国民政府迁台之后，陆续发生的吴国桢案与孙立人案，乃至于磋商《中美协防条约》等重大事件，对台湾政局影响重大，当时蒋介石如何看待与处置，自然引发研究旨趣。

　　其中最为学者注视的是，1947年2月28日之后，蒋介石到底下了什么决定？是否如陈水扁与亲绿学者指控，蒋介石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凶，或曾命令当时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进行军事镇压？

　　事实上，无需蒋介石日记出炉，台湾学界对蒋介石在“二二八”上的责任问题早有定评。对比由日记整理，加上文稿、函电汇集，并存放于大溪档案馆的《事略稿本》，台湾学者发现，蒋介石早在日记中记载，“此实不测之变，虽以军队调离台湾为主因，然亦人事不臧、公侠(编者注：陈仪字公侠)疏忽无智所致也。”

　　蒋介石1946年光复后来台视察，极受民众欢迎。当时蒋介石询问陈仪，台湾是否需加派军队驻守，陈仪力陈台湾安定，无须增加驻军及负担。陈仪义子汤恩伯虽然反对，陈仍不改初衷。随陈仪来台的70军部队，在1946年底移防上海，再开赴山东金乡参与内战。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台湾无军队就地控制局面，局势迅速恶化。是以蒋介石认定，陈仪的决策是酿生变故主因。在1946年3月1日日记中也可看到，蒋介石记载，“台湾群众为反对纸烟专卖等起而仇杀内地各省在台之同胞，暴动地区已经扩大。以军队调离台湾是亦一重要原因也。”

　　但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后，正忙着部署陕北、山东等地战事的蒋介石，并未太过关注台湾，而是与胡宗南联系密切，且认为“剿讨延安时机已熟，不能再缓”。蒋介石直至“二二八”事件发生1周后才发觉问题严重，尤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见蒋，“谈其驻台领事急电，要求其派机接其眷属离台”，蒋在3月6日日记中自承“苦心焦虑不知所极。故本月多为处理台变忙碌也”，并批评陈仪“未能及时报告，粉饰太平，及至祸延燎原乃方求援，可痛”。

　　3月7日，蒋介石续批陈仪，“不事先预防又不实报，及至事态燎原乃始求援，可叹！”同时作出派兵平乱的决定，日记指出，“特派海陆军赴台增强兵力。……惟无精兵可派，甚为顾虑。”次日，他也召见了21师师长刘雨卿，指示对台湾注意各点方针。

　　蒋家后人吁客观对待

　　第21师于3月9日从基隆上岸，据目前史料，蒋介石多次亲笔手谕，“不可报复”，“从宽处理”；但日记上并没有写，只记载台民“畏威而不怀德”，善后工作“唯有怀柔以稳”。倒是在3月9日他第三度批评陈仪“不自知其短缺使余处理为难”。同时他在弭平“二二八”事件后总结，“新复之地与边省全靠兵力维持也”。

　　“二二八”事件后，虽陈仪已于3月17日致电蒋介石引咎辞职，但蒋没有同意，反而责备当时党内相逼太急、挟意报复，只求逞快一时。原来此时蒋介石的注意力已放到延安战役上。未料这只是空欢喜一场，延安早是一座空城。

　　4月22日，国民政府撤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组省政府，以前驻美大使魏道明担任省主席，陈仪才卸下职务，改任国民政府顾问，但蒋对他信任有加。陈诚后来行的三七五减租，也是陈仪的规划。陈仪于1949年6月出任浙江省主席。但因陈仪指派外甥丁名楠，送信给驻守松沪杭的汤恩伯，劝其“弃暗投明、戴罪立功”，却因汤恩伯告密，导致陈仪遭捕，经军法审讯终结判处死刑。蒋介石于1950年6月14日批准执行，陈于当年6月18日在台北碧潭被枪决。

　　从日记内容可知，对当时陈仪认定“二二八”事件系有计划有组织的叛乱行为，要求中央派兵平乱，蒋介石不仅同意，更受到陈仪相关判断的影响，认为“新复之地与边省全靠兵力维持也”；的确要为此负一定责任。不过学者也公认，仍没有可靠有力证据，指向蒋介石下令屠杀。

　　蒋方智怡说，过去几年为厘清“二二八”真相，她也曾提供许多信息，很可惜没有被扁当局使用、引用，来化解“二二八”，或呈现“二二八”的真相，未来希望史学界去除“造神”或“丑化”的两极反应，以“公正、客观、非政治化”的态度来看日记，重归学术的客观研究。

　　还原真相

　　这批日记涉及“二二八”事件的责任归属问题，一如某位台湾学者所言，其实“二二八”的真相早就清清楚楚，“监察院”杨亮功报告也写得明白，只是许多人不愿接受真相，故年年在找“真相”。以陈水扁为例，他指称“二二八”事件爆发两个多月后，蒋介石即拔擢彭孟缉为台湾省警备司令，充分显示蒋介石对屠杀事件知之甚详，更对此高度肯定和支持，因此足以证明蒋介石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凶。

　　尤其民进党当局支持下出版的《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竟然还指称，“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半山”(在大陆发展就学的台湾人)理应担任国府与台湾之间桥梁，却大多扮演国府的附庸角色，因此也应负部分责任。

　　但是一如学者强调，追究政治责任是历史研究重要一环，但历史是要明确呈现而非判断，不宜用“元凶”等情绪化字眼。尤其“二二八”是历史大环境造成，事件起因复杂，开端是因取缔私烟的手法不当，其后更涉及本省及外省族群文化冲突、语言隔阂、民变反抗，致使国民党采取强势镇压手段，不讨论日本统治50年对台湾的影响、大陆发展的状况及陈仪的政策，从多方面去看待历史，就无从客观。使用形容有计划性屠杀的“元凶”两个字指控，更太过于情绪化。

　　如果说在政治上蒋介石有责任，没什么人会反对，但从同意派兵直接等同于发动支持“二二八”事件，打着最大责任者就等于“元凶”的招牌，陈水扁与一群“独派”学者如此简化、呆板的推论，只是政治操作、指鹿为马，为诸多去蒋化、仇恨、挑拨族群的作为做理论基础。既然有了结论再找佐证，有没有日记其实无足轻重。

　　另一方面，这批在中国近代史上别具意义的资料，最后还是留在美国研究机构手中。如张学良与李宗仁的回忆录，均由哥伦比亚大学以口述历史方式整理后发表。属于中国的重要历史遗产迟迟无法回到中国，难免让海峡两岸中国人都感到有些缺憾。

　　蒋家当初附注，期盼未来条件成熟，或成立公正、客观、专业的图书馆，好让这些文件能够永久保存于中国的土地上。如何实现蒋家的梦想，无疑是政党轮替后的马英九当局应当深思的问题。(作者：杨素)